（美國）美國經濟學家薩金特及西姆斯10月10日憑研究政府政策如何影響經濟，贏得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稱讚兩名得獎者解答了許多有關經濟政策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係問題。西姆斯獲悉得獎後稱，他與薩金特的研究有助政府決定如何對應金融危機遺留下來的滯脹及財赤問題，但他強調，他無法對當前經濟困局提供即時有效解決方法：“若我有簡單答案，一早四處宣揚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在聲明中說，薩金特（Thomas Sargent）展示了如何利用結構宏觀計量經濟學分析經濟政策的持久影響，這種方法可應用於政府或企業隨經濟走勢變化調整自身預期和政策；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則分析了經濟如何受短期經濟政策變化等因素的影響。兩人的研究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全球被廣泛採用，成為宏觀經濟分析的必要工具。

哈佛同學
研究內容互補

薩金特與西姆斯均在1968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一起在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任教。評審委員會指出，儘管兩人各自展開研究，但其成果形成互補，解答了許多有關經濟政策與宏觀經濟中各變數的關係，例如提高利率或減稅會如何影響國內生產總值和通脹，央行調整通脹目標將產生什麼後果等。

影響全球央行運作

政府政策可以影響經濟，但兩人的研究不約而同指出，人們的理性預期也會反過來影響政策制定，《金融時報》指出，“理性預期”在過去25年對聯儲局及各地央行運作影響深遠。聯儲局之所以明言低息政策將維持至2013年，是因為當局官員相信，提高透明度可以令聯儲局對市場及公眾預期有更大影響力，令貨幣政策更能有效地影響需求。

薩金特最為人熟知的是1970年代提出“理性預期理論”。他的理論認為，人類行為不單以政府政策為基礎，更視乎他們對政策及其對未來影響的預期。《華爾街日報》稱，在環球央行目前正為如何刺激經濟之餘避免刺激通脹而頭痛，薩金特的研究在今天看來特別有意義。

薩金特一篇論文提到，沒有好的財政政策輔助下，不可能有好的貨幣政策，華府政治僵局懸而未決，這一結論的確令人憂慮。

理論獲伯南克採用

西姆斯主要研究如何制定出系統方法來區分經濟中意料之外的震盪，以及預期中的轉變。他的研究方法現時廣為經濟學家採用，聯儲局主席伯南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師布蘭夏爾（Olivier Blanchard）在論文也曾引用。西姆斯稱，他從未想過會獲諾貝爾獎，“我很驚喜，即時從床上跳起，因為想像到這將會是一個非常繁忙的早上”。

港學者：印證歐債困境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教授向《明報》表示，薩金特和西姆斯是新古典派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派領軍人物”，獲獎“絕對正確”。雷教授說，去年經濟學獎得主研究搜尋理論，某程度上也屬宏觀經濟範疇，連續兩年由相同範疇的學者得獎，極為罕見。

雷鼎鳴表示，得獎學者對“宏觀經濟學動態化”的“貢獻最大”，他們將社會對未來預期、隨機不明朗經濟跌宕對當前經濟的影響，納入經濟模型，例如一個家庭今天要花多少錢，不但要考慮今天的情況，還要考慮將來的還款能力。他解釋道，當政府大灑金錢推高經濟，短期雖然可以，但長遠卻有還錢壓力。外界會預期財赤高企，政府未來要加稅還錢，令大家不願意花錢。得獎學者建立的理性預期模型，正印證歐洲當前經濟困境的原因。

預期政府加稅還錢
民眾不願花錢

他說，歐洲目前失業率高企，GDP增長緩慢，某程度歸因於歐洲政府沒有量入為出，長期實行高稅高福利政策，民眾寧在家中享受福利，使生產力下降，政府卻“一直先花未來不會存在的錢”，沒考慮欠債的後患，造成赤字高企，令經濟問題積重難返。他聲言自己現時看淡歐洲前景，因此“一點歐洲資產都沒有”。

他解釋，根據薩金特的理論，即使政府強行干預亦無法解決經濟困境，反而令將來欠債愈積愈多。至於美國經濟雖明顯比歐洲有活力，但根據今年兩名經濟學獎得主的理論，奧巴馬政府近期的稅務政策便存在矛盾——短期減稅、長遠加稅的措施，令商界憂慮到未來的稅務重擔，因此抗拒增加投資增聘人手，令美國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

長遠加稅政策
商界不敢增聘

雷鼎鳴認為，獎項可能被解讀為“重返自由市場的路線”，相比之下，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提倡政府增加開支、刺激經濟，克魯明獲獎時，曾有評論認為今後要放棄新古典派經濟學，重返凱因斯主義的政府干預、刺激經濟模式，現在證明這些說法站不住腳。

雷教授表示，他們均是他的老師，他跟薩金特比較熟。他形容，薩金特“為人很好”、“教書一流”，如今大學採用的宏觀經濟學7至8本有分量英語書籍，其中3本就是由薩金特的筆記結集成書。但薩金特“是個科學家”，說話很學術性，回答學生提問往往會拋出一些方程式作回應，普通人很難明白。

他透露，薩金特與華裔前妻育有一名精神有問題的孩子，兩人因照顧孩子的壓力影響關係，分開後孩子交由薩金特照顧，令薩金特曾為醫療津貼的問題而費神。（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