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哥成為網絡紅人，與孫志剛的遭遇有天壤之別。其中雖然不乏網絡炒作因素，卻也體現了中國社會對流浪者的人格尊敬和人文關懷。無論在真實的社會環境下或是虛擬的網絡世界中，犀利哥都沒有受到歧視。無論是做打工仔，還是流浪街頭，他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得到了尊重。

不獨立，是因為不能獨立，在新的時代，誰也不能置身度外。人人都是主角，個個都是英雄，因為世界是平的，沒有人可以站得更高，沒有國家有特殊的國情，甚至沒有強烈的國家和公司的觀念了，個人無所不能。

大家那麼關注一名乞丐，卻不是因為他的生活困境、社會問題，而是他的外貌，再次凸顯出網絡世界的膚淺與無聊；網民熱議這個乞丐，媒體像狗仔隊追明星、歌星一樣地追訪他，全是為了滿足人們獵奇及偷窺他人的快感。

韓峰的香艷日記，以白描手法講述了自己與多名情人之間的床笫之事，而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三件事，應酬、收禮、玩女人，可謂現代版“官場現形記”。溫家寶聲言要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但在中國，韓峰這樣的官員比比皆是。

國民黨在大高雄及大台南，幾乎找不到像樣的候選人，而其他地方則總是圍繞著胡志強、朱立倫、郝龍斌等外省人打轉。這其實已暴露出國民黨長期以來黨結構及黨文化的瓶頸。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長於沛分析認為，中國政改更多關注民主監督與民生建設兩個方面，由於中國與西方政治制度不同，中國探索的是民主政治道路堅持實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在政治體制上更多地顯現出集中社會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這麼多銀行倒閉，究竟是製度有問題？制度不健全？還是根本沒有製度？或是政府監督不力？世紀銀行案再度發生，應該是政府痛定思痛、好好思考的時候，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同樣的事件再度發生。印尼的情況應該不是沒有製度，而是製度不健全，有許多漏洞，監督又不力，監督人員貪污，可被錢收買。

中國的軍費增幅較去年的14.9%大幅降低至今年的7.5%，引來國際輿論廣泛關注。這是近20年來，中國軍費增幅首次不到兩位數，無論是出於何種原因，都有利於緩和近年來不斷增加的“中國威脅論”負面影響。

在今年“兩會”召開之前，包括《南方都市報》、《經濟觀察報》、《重慶時報》的十多家媒體，破天荒地發表了一篇共同社論。他們聯手呼吁兩會代表改革戶籍制度，打破中國在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之間的人為區隔。表面上看，這是重申人民的遷徙自由，讓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有自由流動的權利。實際上，它卻是一次根本的平等主張，使進城的農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

我是在懂得用“三八”罵人的許多年後，才知道國際婦女節。“三八”在大馬意指八卦或不正經的人。根據台灣教育部修訂的辭典，罵人的“三八”，指頭腦不清、行為乖張、不正經的人。我網搜資料，整理出3個比較有條理的說法，雖然未經考證，也算是滿足了個人的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