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美國新聞史上，過去報紙的黃金時代，由於報老闆多為共和黨，報紙在大選時挺共和黨的當然比較多。1932年小羅斯福首次大選，挺他的報紙只佔38%，挺共和黨胡佛的則有55%。1936年他競選連任時挺他的更減少為34%。1960年肯尼迪競選那一次，在1250家報紙裡挺他的只有22家，由報紙的這種比例，民主黨要取得勝選，其困難可知。

正因為報紙有立場及期望的偏好，1948年杜魯門對杜威的那一役，挺杜威的《芝加哥論壇報》遂鬧出天大的烏龍，人家還在開票，它已搶先登出“杜威打敗杜魯門”的頭條，那一役是杜魯門贏。《芝加哥論壇報》之所以會出大烏龍，當然和“開票”的拉鋸有關，更根本的，當是此報的主觀意願太強，已強到扭曲的新聞專業判斷所致。開票後，杜魯門手持那份烏龍報紙的經典畫面，值得全球新聞從業者警惕。

今天台灣的政治及社會發展，由於缺乏了核心人文價值，其實已分眾化到了一個極危險的程度。就以3個總統候選人辯論會為例，誰的氣度好，誰在火砲四射，看過電視轉播的應該都心中有尺。可自行判斷，但我們的電視即時民調和平面媒體事後民調，其結果卻使人不安至極：

――就以電視的立即民調為例，親民進黨的三立電視台，蔡英文得到11萬1000票，馬英九只有1萬5000票，宋楚瑜也是1萬5000票。至於挺宋的所謂中間選民媒體年代電視，它的調查是宋楚瑜居冠，有4萬2000票，蔡英文也有3萬5000多票，馬卻只有2萬2000多票。至於親國民黨的中天，馬有3萬8000票，蔡只有1萬700多票，宋則少到只有9000多票。我們排除造假及灌票的可能，就單純這些數據，即顯示出媒體分眾的可怕，特定立場的電視公司，凝聚了特定立場的觀眾，對同一件事情即可做出完全南轅北轍的評價。那麼還有甚麼民調是可信的？一場辯論會如果只是各取所需的用來合理化人們原有的立場，要藉著辯論來溝通意見，比較優劣得失的用意，豈非完全落了空。

――再以平面媒體而論，由於台灣並無挺宋的報紙，挺綠的報紙並沒有做辯後民調，因此人們只看到挺藍報紙的事後民調。一家報紙稱馬的辯論會表現最佳，是39%，蔡只有25%，宋則為15%，馬既然表現最佳，在辯論後應氣勢大增才是，怎麼馬蔡宋的支持率反而從本來的40：35：10，變為39：32：10，不表態選民方面由14%增為17%，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數字，其實很值得玩味。至於另一家報紙，認為辯論表現好的，馬蔡宋分別為31.7：29.8：13.8。辯論會後3人的支持率是39.9：32.6：8.9。未表態者高達18.6%。

由平面媒體的事後民調，顯示出原來就已表態者幾乎沒甚麼改變，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那17%到19%之間未表態者。2012大選的結果將由這些人決定。

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有自在人心的人文價值與判斷標準，那個社會就不容易隨著少數人的操弄而擺來擺去。但今天的台灣則不是有自主價值判斷標準的社會，由於社會缺乏了標準，政黨、政治人物和媒體就容易成為操弄的中心。大家都在玩著操弄民意的遊戲，一場明明就孰優孰劣非常清楚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卻變成了各為其主的民調大戰。由這次辯論會，其實已使人懷疑，台灣還有信得過的民調嗎？台灣除了立場的差異外，到底還有沒有比立場更高一層的價值標準來凝結這個社會？

當年的美國媒體經常在操弄著民意，甚至鬧出過亂報選舉結果的烏龍事件。今天台灣胡亂在操弄民調，誰知道選舉結果不會讓民調專家都跌破眼鏡呢？（作者是台灣著名時事評論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