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印尼不是只有我們在國內習以為見的女傭和建築工人。比起印尼，我國在中央權力下放地方、民主化與媒體自由、宗教多元論述等方面，都可以從印尼吸取許多的養分。

去年杪讀到一則關於1981年12月31日半島把時鐘調快半小時、以“跟上”沙巴、砂拉越時區的文章。那是前首相敦馬哈迪於1981年7月16日上台以後的其中一項大動作。1982年馬哈迪政府推出“向東學習”政策（向日本、韓國學習重工業政策、潛台詞是要擺脫英美的影響），就提到調快時區也是為了更“接近”“東邊”、更好地與日本、韓國接軌。30餘載後聽起來還是覺得荒謬，再說向東學習也沒認真學到什麼。

國運有起有落、不進則退。大家也許無法想像，1960年之際，大馬比韓國和台灣的人均收入高出一倍；菲律賓是日本以外亞洲最先進、繁榮的國家；另一個表現特出的經濟體是緬甸；而貧困、紊亂、百廢待興的韓國要參考公務員體系時，學習的對象就是菲律賓和巴基斯坦。

最近3週訪問了泗水、在檳城接待棉蘭市長為首的印尼各宗教和諧理事會代表團、日前在吉隆坡與梭羅市（又稱蘇臘卡爾塔）市長會面，深覺放長30年的視界，如果大馬還在原地踏步，印尼在各個方面走在我們的前面不是不可能。

馬來西亞畢竟是小國，過去依循亞洲出口經濟模式，出口消費品到美國和歐洲。如今美國和歐洲失業率高、就業不足、家庭欠債高，而各國政府之前因拯救銀行體系大出血都在削減開支，整體需求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不會很高。

我國的經濟未來在亞洲，尤其是中國、印度、印尼。當中又以印尼最為重要。但其實我們並不理解印尼，我們對印尼的刻板印象仍停留在民主滯後、經濟貧困、族群糾紛的蘇哈多印尼。

我們至少可以學習印尼在民主化以後最大的制度建設――中央權力下放。在蘇哈多時代，全印尼的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一切的資源都在雅加達。如今，雅加達以外的城市競艷，我訪問的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就是明證。泗水的女市長禮司馬推行綠化城市、清潔城市等施政成了印尼的佼佼者。

民主化與地方放權，需要另一個伙伴——自由的媒體。印尼的民主化經驗，在全國政治的層次，亂象還是很多，但因為有地方自治，所以有些城市就開花結果。市政表現好的城市，通常都是媒體事業蓬勃的城市。民主化以後，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冒起，尤其是地方媒體。新聞不再是以雅加達為唯一中心。我在泗水參觀東爪哇省的私立電視台，台長很驕傲地說，以前泗水語被當作低賤的方言，現在他的電視台賦予泗水語新的使命和榮耀。

印尼在伊斯蘭派系的辯論非常多元。民主化初期宗教亂象很多，暴力事件也不少，但開放的媒體空間和地方自治，提供地方精英直接和間接的政治參與以後，各派宗教論述有表達、奉行的自由空間，如今印尼反過頭來教我國如何維護宗教自由。

印尼整體國力和經濟都比不上我國，但是，如果我們停滯不前，印尼很快就會追上。與此同時，印尼在地方自治、民主化與媒體自由和宗教多元的部份，有許多值得我們參照的地方。（作者為馬來西亞國會議員）（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