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前大張旗鼓地慶祝50年村慶的江蘇江陰華西村，原名華西大隊，在內地農村解散人民公社後，頂著壓力堅持實行集體分配制，如今卻以1噸金牛、摩天大樓，而成為內地第一富村。而30多年前在內地首個大膽試行分田到戶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如今卻在內地平平無奇，泯然於眾村。《明報》記者早前走訪兩村，試圖解答背後的“為什麼”。

華西村村口上書“中國華西村”，似乎未把它所隸屬的江陰市（縣級市）、無錫市甚至江蘇省放在眼裡。建村50週年慶典極盡排場，原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發來賀信，原國防部長遲浩田、原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曾任江蘇省委書記）題字相賀。10月8日，毛澤東外孫女孔東梅、鄧小平侄孫鄧一平等名人後代以及50多個國家地區的500多名記者到場，和1.5萬村民代表濟濟一堂。

有村民說：“本來李源潮也說要來的。李源潮和老書記關係最好了，老書記都直接叫他‘源潮’的”。曾任江蘇省委書記、現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李源潮提前在9月18日到訪，村中大電視反覆播放他和“老書記”吳仁寶十指緊扣視察華西的畫面。

村亦是公司
幹部即經理

華西村在吳仁寶帶領下“白手興家”，開辦“華西集團公司”，華西村本質上是一間公司。一名村幹部對記者說，“村黨委、村委會和華西公司，書記就是村委會主任，也是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吳仁寶形容華西村的分配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共產主義、利用好資本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文憑加水平”，重工業工人年薪3至4萬，輕紡工人2萬，技術工人5至6萬，大學生或海歸留學生則可高達10至20萬；“理想共產主義”即是“按需分配”，提供醫療、免費教育、定額發放食米油鹽等；而關鍵在於“利用好資本主義”，也就是股份分紅制度。

人均持股價值1000萬元

華西村在與周邊村莊合併前有1528名村民，這些“本村人”或其父輩與吳仁寶並肩作戰，吳當時號召大家集資，工資只拿20%，其餘80%入股村公司，到年底分紅，也只拿20%，剩餘的80%又再入股，這條規則“50年不變”，每名“本村人”累積持有的股份平均值最少1000萬元。新嫁入村的女子或剛畢業的本村青年，入職當年起可以參股；移民、外嫁或不在村內工作者則不能參股；股份可作遺產轉移給下一代，但永遠不能兌成現金。

統一建屋
派電視派汽車

如此積累起巨額財富後，村內統一建屋，1980年代派單車、電視機，1993年起派汽車。若想換大屋、豪華車，可從股份中扣除差價，正如書記吳協恩所說，“共同富不等於一樣富，更不等於大鍋飯”。分配制度令每個“本村人”與華西村休戚相關，去年，華西村“本村人”人均現金純收入達8萬元，意味著人均工資加分紅扣除稅款之後仍最少有40萬，是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13.5倍，也是城鎮市民人均收入的4倍，還未計其股份背後價值。

不過，被華西村兼併的3萬多“周邊村”村民及打工子等“外村人”待遇就差多了，他們一是無權參股，二是獎金和福利較低，侍應、司機等月薪約1600元，鄰村的毛先生說，“華西的工資和外面差不多，但8小時工作制，比較輕鬆一點，而且包吃包住，又不用像私企那樣擔心老闆跑掉”。

世襲三代官
84歲仍掌舵

84歲的吳仁寶，從1961年建村起任村黨委書記直至2003年，是華西村的靈魂人物；他47歲的小兒子、現任村書記吳協恩毫不諱言華西村的成功全靠父親這個“一把手”。

子偷辦金融公司獲利

據他說，父子2人在家中也多談論工作，他與其他人一樣稱父親做“老書記”。吳協恩不否認村中大事仍要老父拍板，“他退與不退，這個界線不用分得這麼清楚，他退了也還是在工作”。吳協恩對記者說，他與父親也有意見分歧，2004年他想開辦金融公司，父親不同意，吳協恩令下屬偷偷經營，一年後實現盈利，“父親一看，都沒見到廠房，也不用幾個人就可以盈利，他就支持我們了。”

在華西村40名黨委副書記中，有吳仁寶的長子吳協東、二子吳協德、女兒吳鳳英，還有吳家“第3代”：外孫女繆華、孫媳婦周麗、孫女婿孫雲南等。30歲的周麗任職華西旅遊公司總經理，她留學紐西蘭，英文流利。當吳協恩被問及這樣是否“世襲”時表示，自己的兒子並不願做幹部，“現在年輕人都喜歡做他喜歡做的、個性化的事情”，他說，下一屆接班人會考慮以能力為主，“是不是吳家的子女，我們不會去考慮。”

小崗村人均年收5760元
略高全國水準

與車水馬龍的華西村相比，位於安徽省蚌埠市鳳陽縣的小崗村則門可羅雀，與中國大多數農村一樣，村中只剩老人和孩童，在秋天的收穫季節，他們一邊坐在門口剝豆莢，一邊問記者“你是來掛職的還是來實習的？”看來這裡的年輕人通常只有“大學生村官”一種。

拒人民公社
私下分田產

1978年12月，小崗村21名村民按手印決定實施“包產到戶”，即平均分配田地和農具，產出的糧食在上交一定數量給國家和集體後，剩餘全部留給自己。這與當時不得有私產的“人民公社”制度相違背，但實施首年的糧產13.3萬斤，是文革期間的4倍，油料產量3.5萬斤，是此前20年的總和。小崗村的做法最終獲得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並促使鄧小平在1980年決定將此制度推廣到全國。“那時是過不下去了。”68歲的嚴婆婆一邊摘花生一邊說，“以前老是揹著孩子去要飯，最後才逼出來個大包乾。”但她抱怨，現時種花生、黑豆收入只夠吃飽，“（小崗村）只有一個臭名聲，什麼都沒有”。2010年小崗村民人均純收入為5760元人民幣，僅略高於全國農村平均水準。

村書記為招商喝酒猝死

小崗村原黨委書記沈浩2009年11月6日凌晨去世，年僅45歲，他前一晚參加一個招商宴會，大量喝酒而猝死，但官方則稱他“積勞成疾猝逝在工作第一線”。講到沈浩，村民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人都死了，出名有什麼用？”村中廣場和公路主要是沈浩任上修建，他還招來了一些企業到小崗村設廠，並一度提出農場式合作經營，但因村民認為是“倒退回人民公社”而不了了之。

華西經驗難複製
小農經濟難發達

對華西村和小崗村起伏，內地專家認為，華西村實質上已經不是農村，其富裕是因為工業化，但這經驗難以擴散到全國；而小崗村只是相對“人民公社”制度較優勝，仍不能擺脫幾千年小農生產成本高、產量低的弊端。

“自我剝奪”極速工業化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對記者說，西方經濟學強調個體收益最大化，但東方經濟學多強調集體，他稱之為“村社理性”，即人口規模在1000以下的小村，較易達成決策一致，靠集體協作去對抗外部風險，華西村正是這樣的例子。

根據溫鐵軍的觀點，華西村其實是靠“內部自我剝奪”，用十幾年時間完成了西方用上百年的殖民和自由貿易所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然後開始工業化，但他認為此經驗不能推廣，中國只有1萬條村能完成工業化，剩餘60多萬條村都不能這樣做，否則除了農業堪虞之外，工業產能也會大大過剩。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也認為華西村是一個特例，而小崗村更接近中國農村發展的普遍狀況，“承包制相對於人民公社是解放了生產力，但是相對於中國幾千年來的小農經濟沒有實質改變”。他認為，小農經濟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模式產量低、成本高、收益低，只夠吃飽，不能與市場接軌，“承包制注定只是一個過渡的生產發式，最終要走向土地聯合化經營”。（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