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讓我們站著說話，哪怕腰痠背痛脖子冷，也決不把頭縮回去，決不！”四川知名維權作家譚作人在被捕前，曾替友人的新書寫序，擲下重若千鈞的一句。他因發動5．12川震豆腐渣校舍調查，2009年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監禁5年。川震4週年臨近，譚作人的妻子王慶華說，丈夫是個誓言把真話說到底的政治犯，在3年零1個月的牢獄生涯中，從未向鐵窗低頭，最近一年在牢中更提起筆桿，寫下近兩萬字的申訴書，繼續挺腰“站著”宣讀自己的無罪辯護。

妻：他是真話說到底的政治犯

根據譚作人的《四川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川震共5781名師生死亡，其中過半被豆腐渣校舍埋葬，此後，無數家長在警察圍堵中連年上訪，可是至今仍未有官員因劣質建築被問責，譚作人的家人反變成政治“難屬”。

未有官員為劣質建築負責

長時間受監控的王慶華今年4月接受《明報》獨家專訪時說，她已超脫了堅強的境界，“在中國，政治犯的妻子是最好當的，經濟（貪污）犯的才難做，她們時刻睡不著，想：他到底有沒有做過？在什麼地方也抬不起頭來。我，卻早已知道是冤枉他的了”。作為“難屬”，“一個難屬應該是怎麼樣？可憐巴巴的？呼天搶地的？把頭髮扯亂了，大呼冤枉？我過得好好的。”

居於成都的王慶華每月要長途跋涉，趕往逾140公里外的雅安市監獄看望丈夫，“那裡只有他一個政治犯，自從去年初，看管的非常嚴。”任何人要探望譚作人，必經當局審批，由王慶華陪同，連譚作人的親兄妹也不例外，表親、朋友更是不可能探監。

妻自詡秋瑾
跟獄官談法治

譚作人2009年獲美國《時代》週刊選為維權英雄，王慶華說，牢獄把二人的關係由愛人轉為戰友，“他覺得我需要安慰，但我不需要，我是屬於秋瑾那一撥的人”。接觸過王慶華的維權人士、律師都說，王慶華總是不按常規、主動出牌，她主動要求去見監獄的科長，把煙抽出來，你一根我一根地抽，1小時20根。科長談到中國是法治國家，王慶華不同意，“本來只談風花雪月，但科長說法治，我便一定要談意識形態。如果你說是法治國家，你不覺得譚作人他冤枉嗎？他能判刑嗎？他笑，笑得很尷尬。”

“我說，你們工作最大的努力就是，把他的精神思想改造，改造到跟你們差不多，這是第一。第二，就是儘量讓他平安健康，還有沒有第3要補充？科長說：‘我也覺得差不多就是這樣。’”王慶華稱丈夫不屬於勞動改造，是思想改造，但以譚作人的性格，你要思想改造他，他必然反過來教育你。

世界各地許多支持者的明信片和信件，每逢敏感時節，便如雪片般，從澳洲、法國、英國、美國飛到監獄，但全被當局扣下，“他說知道，就憑感覺。”幸運的是，譚作人在獄中沒有受到欺凌，“但很少跟人交談，怕害了人家”，就連夫妻隔著玻璃窗的談話，也是受盡限制，“只能風花雪月，一談王立軍，電話就斷了”。

監控嚴密
談王立軍即斷通話

“譚作人坐牢坐得太老實，不聰明。他每月只能在裡面花100元，我叫他如何如何耍手段，花多點，他還沒聽完，就說：我知道，不行！”這些年來，固執的譚作人在獄中親自執筆寫申訴書，“一萬多兩萬字，很想把它交到我手上，怎也拿不出來。”她說，如果上呈監獄，層層審查，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我叫他偷偷交給放出來的人，他又不肯，覺得偷雞摸狗！”

坐牢“太老實”
月花100元

這份連王慶華也沒看過的申訴書，主要不是要求提前出獄，而是無罪辯護，“坐牢就是他的工作，要把道理講清楚”。譚作人的申訴書愈寫愈長，最近又加了很多內容，比如指控當局曾派人到譚家爆竊，偷走了電腦，然後用裡面的資料起訴他，“他們本身就是違法的”。

曾參與調查豆腐渣的四川維權人士王笑冬慨嘆：“譚作人是一個我最敬重的人，許多人卻忘記他了。”王慶華說，譚作人出來後，還是會走那條路，“天天給你洗腦，對政治犯是一點沒有用的”。

辯民主生情愫
譚妻嘆民心不如昔

上世紀80年代，自由思潮在全國蠢蠢欲動，王慶華說，譚作人當年是文學青年，整天跟同道中人高談闊論，批評時政，“他們老是憂國憂民，我也屬於其中一個。他當時屬於比較思想開放、激進的那種，是理想主義者，視金錢如糞土那種”。在那些充滿激情的論爭中，兩人漸漸墮入愛河，“大家互相都非常有好感。結婚很簡單，他說：嫁給我吧，好嗎？”

八九爆民主思潮
譚即離公職

80年代末兩人結合時，“我們原本都是體制內的人，我在郵電局工作，他是醫院的麻醉師，我們臭味相投，無論是公益方面，還是社會現象，都會討論，有時還會吵架。”

1989年，在中國共產黨最忌諱的那個春夏之交，醞釀多時的民主思潮終於大爆發，“我們不喜歡給共產黨打工，譚作人比我果斷，單位不讓他辭職，他就直接跑了，還說我是體制內的，他是體制外的，不是一個戰線。我當時出不去，申請辭職，就是不批，一直拖，我只好自己跑到深圳去。”

王慶華記得，“89年5月份的時候，聽說天安門有動靜了，人家要撤，他卻要跑去（北京）了，我想，完蛋了。”她當時還在郵電局工作，負責發電報，“那時排了很長的隊，都是學生發電報回家，還有家長發電報，叫孩子回家。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有個男孩，在電報上寫著：‘爸爸媽媽，原諒兒子，忠孝不能兩全，我走了。’寫得很決絕，我問，爸媽既然要你回去，這封電報不如不發吧？他就說：‘不發，不足以表達我的決心！你怎麼看？’我說，我像你那麼年輕，我也走了。”

追查中撰八九回憶
成判刑藉口

5．12之前，當年的文學青年全力投入推動中國的環保事業，川震後，中國政府把死難學生數字視為“國家機密”，譚作人一邊冒險追查，一邊寫下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回憶，那篇知名的〈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不幸成為當局對他判刑的藉口之一。

轉眼30年過去，王慶華感慨社會民心今不如昔，“現已不可能有當年那批大學生了。現在的孩子保護自己比我們好得多，我們那代就是很赤裸裸……”

偏向虎山行轟動國際
《時代》封“維權英雄”

隨著政治犯的人數不斷增加，中國政府每年的維穩費已猛增至千億元計。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其中最為知名的數名政治犯，包括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陳光誠、黃琦等被判刑時，都曾轟動國際社會。劉曉波被判刑時美國大使館在庭外抗議；譚作人被判刑時，德國也派代表到法院外聲援，美國《時代》週刊則評選他為中國維權英雄。

劉銳紹表示，譚作人之所以被視為中國最重要的維權者之一，在於川震的“豆腐渣死亡人數太龐大，他的民生維權非常有建設性”，推動往後全國對學校建築質量的重視，“但觸及太多官員的烏紗帽，所以被政治判刑”。譚作人被捕前，官方早已發明確警告，他仍偏向虎山行，劉銳紹說，這種人古代可稱為俠士，也是他贏得海內外尊重的重要原因。（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