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琦入獄期間被打至腦萎縮,影響聽覺,接聽申冤電話時音量要調得特別大,記者清楚聽到,話筒中傳出一名90歲老人的哭喊聲音,每日處理無數冤案的黃琦不禁眼泛淚光。(圖:香港明報)
黃琦和義工每天坐鎮六四天網辦公室,24小時接收數以百計申冤電話、電郵。黃琦說,每天只能核實5%至10%個案,然後向外發布。(圖:香港明報)
現年49歲的黃琦(左)出獄後到醫院檢驗,證實患上急進性腎炎,醫生指此病死亡率極高。但黃琦說,自己“不是進地獄,就是進監獄”,希望多捱一兩年。(圖:香港明報)
去年出獄後,黃琦驗出患有嚴重腎炎,可能只餘下5年壽命,但他每天堅持工作20小時。他說:“老百姓已經覺醒了。我先走一步,沒有什麼關係。”(圖:香港明報)
(中國)“我們這種人,要去的地方,只有地獄和監獄……”2008年四川大地震遺留的豆腐渣校舍問題,令多名參與調查的民間人士先後被當局判刑。其中創辦“六四天網”的著名維權家黃琦出獄後,不幸驗出身患腎炎絕症,可能只餘5年壽命,但他仍冒死每日工作20小時,為豆腐渣工程受難家長和各地訪民發聲。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囚之前,曾寫下著名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真正實踐這個境界的可能是黃琦,“周永康(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法委書記)把我判刑,如果他下台,被侵犯人權,我也要幫他維權”。
川震後首名被捕維權者
汶川地震後28日,黃琦成為第一名被捕的維權者,“國保要求我寫悔過書,保證不再搞天網。我不可能這麼做,這會令天網揭露的許多案件喪失合法性,對不起很多老百姓”。結果黃琦被當局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判刑3年。
住進監獄也維權
當局把眼中釘送進監獄,未料卻把維權火頭引進監倉,黃琦說:“監獄裡也有侵犯人權的事,那我一定要跟他(政府)玩。監獄人員私下賣水果給犯人高價牟利,短斤少両,有些還對犯人用暴力手段。”許多犯人不敢出聲,“但其實很簡單,你大聲說出來就可以了,有人敢站出來,就會有人圍在一起。我不斷向駐守檢察官檢舉,維權是不分地點的。當局沒有我辦法,把我弄進監獄的高危中心,安排幾個人陪我住”。他說,遺憾的是,父親去世的時候,沒能送他最後一程。
去年6月10日出獄後,過百農民維權代表笑淚交集迎接黃琦,“本來想休息一段時間,但是看到這麼多老百姓,熱淚盈眶”。黃琦立刻恢復天網運作,走訪昔日重災區,蒐集各地冤情。兩度入獄的他自言有覺悟,第3次判刑,是遲早的事情,“我們這種人要去的地方,只有地獄和監房。但中國政府必須理性地看待訴求,不是打壓,更不是殘酷迫害”。
出獄即啟天網蒐冤情
不幸的是,他出獄後在成都華西醫院檢驗,證實染上罕見的急進性腎炎。香港醫學會蔡堅醫生說,此病等同末期腎病,死亡率很高,患者必須放下工作,每天洗腎,或許可以多活5到10年。黃琦知道自己得了絕症,“醫生說,5年存活率只有25%”,但他不肯休息,“天網是人民子弟兵,不是靠美元歐元養大的維權人士,我們是靠民眾撫育成長的,我前後兩次判刑加起來8年,有什麼怕?走到這一步了”。
“周永康被害也替他維權”
黃琦每天工作20小時,“這是極端瘋狂的狀態,喪失人性了吧?忘記了妻子家人,這個責任完全在我,非常愧疚,這個工作,本身就是對家庭不負責任”。四川無數訪民為之擔憂,他說要堅持,“天網的存在,不僅是為了現在,而是未來。如果未來中國民主化了,肯定有很多舊帳要算,今天的人權加害者,那時候很可能就是人權受害者。比如薄熙來,當他們的基本人權受到嚴重傷害,我們就站在他們一邊”。
在四川官場崛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近月因力挺薄熙來不果,“下台”傳聞不絕於媒體。“我第一次判刑,周是四川省委書記,我第二次被抓,他以中央政法委書記來成都開會。我是政法委和周永康先生的最大受害者,但我們不能記私仇,周永康下台,他有需要,我也幫他維權。”
挺薄網站被關
天網即時譴責
支持薄熙來的網站烏有之鄉被關閉時,天網第一個刊文譴責;北京毛派教授王錚近日撰文指摘“九常委公開迫害受民眾愛戴的幹部(薄熙來)”後,被公安拘捕扣留,天網同樣第一時間刊登聲明抗議。黃琦說:“人權組織,必須永遠平等地為人權服務,不僅僅是基層群眾。”
曾是官媒紅人
棄商維權辦天網
黃琦本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得益者,後來卻拋棄富裕生活,計劃終生奉獻給最貧苦的基層,“改革開放前我開始經商,辦過工廠,當公司總經理,比較早富起來。1998年,中國發生很多婦女兒童被拐賣的事件,被強迫賣淫、強姦,我和妻子曾麗創辦了天網尋人中心,成立中國第一家網絡維權網站”。
黃琦曾是官方媒體的大紅人,他記得,“央視、新華社,無數國內媒體正面報導天網上千次,公安廳、檢察院都支持,取得很大成功,促成200多個家庭團聚,辦公室就在檢察院。但黃賭毒,往往跟體制有關係,公安機關包庇,所以天網就被關了”。黃琦說,“我們揭露的問題愈來愈尖銳,比如給六四、法輪功翻案等。這條路走下去,是遲早要坐牢的”。2000年,黃琦成為首名因網絡言論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維權家,判刑5年。(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