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少祺算是“大器晚成”的一位演員，他入行時已經二十八九歲，那時他剛退伍，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結果有人問他：“要不要試一試演戲？”他完全沒有演戲經驗，卻也斗著膽子點頭了，結果一演就演了13年，演技不但深受觀眾肯定，也越來越精進。

一部《飛龍在天》讓他從一位寂寂無聞的新人，成為觀眾口中的大英雄“黃飛虎”；再來一部《神機妙算劉伯溫》的精明國師“劉伯溫”，更把他的演藝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不過，他不敢沾沾自喜而自滿，他說：“我還在很努力的學習著如何表演和如何做人，我也許不會當一輩子的藝人，但做人卻是一輩子的，我要告訴別人，我做人是成功的！”這就是黃少祺“一輩子學習”的人生態度！

成功代價
賠上健康

成功的背後，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這句話，確實讓黃少祺有很深的感觸。《神機妙算劉伯溫》創下了他個人演藝生涯的一個紀錄，同時也創下了台灣電視台有史以來的一個全新紀錄──最長的古裝劇，但相對的，也賠上他的健康。對於“劉伯溫”，他可以說是又愛又恨，“有句話不是說：我們現在是在賺著以後的醫藥費嗎？”

幾乎沒有停歇的拍攝，讓他曾經數度衝動的跟製作人大聲抗議，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血壓、肝臟什麼時候會出問題，“我自己也深深的感受到身體是非常的不舒服，我本來很愛運動，但在極累的狀況下，我卻只想要休息……所以拍劉伯溫真的是有幸福也有痛苦呀！”

每每拍了幾十集或100集時，他很想就此喊停，“因為實在是撐不下去了！”但礙於各方的要求，結果該劇成功跨過了400集，高層也終於下達了下檔的命令，“真正演不下去的原因，其實是編劇實在是再也寫不出東西了，所以高層才會忍痛下檔。”

拍了兩年多的《劉伯溫》下檔了，但他卻還要花半年的時間，天天運動的把自己的身體調整到一個理想的狀況，“比起每集75分鐘的《愛》（台灣迄今最長壽的時裝劇，共500多集），《劉伯溫》的難度更高，因為每天都要播兩小時，量真的很可怕，體力和精神是完全的透支！”

天外有天
表演精進

黃少祺是少數到中國拍劇可以原音上陣的台灣演員，有機會到中國中國拍劇，讓他驚嘆：“天外有天！”他在拍《劉伯溫》期間，前後一年扎了兩部中國劇《新還君明珠》和《春去春又回》，這兩部這是重拍金牌製作人楊佩佩的舊作，他不想錯失這個機會，但《劉伯溫》根本就走不開，他若要去中國拍戲就要呆3個月，結果他讓自己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務：週一至四，他把時間給了《還》劇，五至日則飛返台北續拍《劉》劇，“那3個月我完全沒有時間休息，唯一的睡覺時間是在飛到中國的路程中。”

一下子是古裝劇要講台語，一下子是年代劇要講華語，真的是時空交錯，回想起那3個月，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來的能耐撐了過去？“我自己也無法想像，一年扎一部中國劇，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他沒有後悔拿自己的體能來當賭注，“那是我一個很重要的階段，扎了那兩部中國劇，讓我的表演更加精進，那段時期，我覺自己是真正在學表演，合作的演員和導演都很棒。”

他慶幸說，“如果你沒有離開原有發展的區域，你永遠不會進步，因為你不知道怎樣進步？你要跟誰學、看誰學？”能說到味的普通話，更是他花了很多毅力與時間去完成一件事。

正面思考
只記好事

《飛龍在天》是黃少祺入行後的第一個代表作，但在剛入行的那3年，他也吃了不少苦，受過新人不被尊重、被輕視、被欺負的經歷，“在當新人時很多東西都不懂，劇組發你早上5點的通告，就乖乖的5點到，其實真正的通告時間是7點……我是以後才知道，那就是被欺負了！”

他不記恨，反而視這些過程是人生的一種歷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過程，都是值得回味的，我會記得好的，忘掉不好的，正面思考真的很重要，我會記得好的事情、幫過自己的人，不好的一切就自我勉勵。”

他曾經從新人的艱苦中走來，對於現在的新人，他說：“比我們以前幸福多了，至少不會有被欺負的情況。”反而是整個娛樂生態的變化，讓他看到了一些些的不同，“現在有些比較舊的人在態度上有一些變化，沒有以前我們那樣好，比較容易迷失，有些該要客氣、該要禮貌的，都沒有去做，好的沒有學好，反而學到一些不應該的態度。”

他坦言，很多新人都沒有捱過苦，只是拍過一兩部戲，被人捧了一下就飄飄然起來，“在這個圈子我看得清楚，要如何持久，變得更加精進？自律之餘，還要很努力學習……有些人是聽不進任何人的意見，忠言逆耳嘛！”

天下底沒有不勞而獲的事，也沒有多少人可以幸運的成為天才，唯有一份耕耘，才有一份收獲，才是最實際的成功之道。

正劇年代
觀眾福氣

現今的台灣電視圈，似乎是處於八點檔、中國合拍劇和偶像劇“三權分立”的局面，黃少祺又怎麼看現今的台灣影視圈的發展？“大陸拍古裝、年代劇很棒，台灣拍偶像劇也有自己風格，在海外都有很好市場，而八點檔是電視台的黃金命脈，因為要吸引觀眾群，劇情有時會有所偏差，藥下得很猛，口味會很重，但我還是希望戲劇能回到有偶像劇的精緻畫面，但演員都是會演戲的‘正劇’年代，觀眾才算是真正的有福氣。”台灣“國片”近年有狀態回勇之勢，他去年也接拍了徐立功監制的一部台灣棒球電影《球來就打》，讓久未有拍電影的他，大感壓力，“其實不管是大成本或是小成本，國片能回來，其實都是好事，總比死掉好，我一直都覺得，電影工業是不應該死亡的，因為很多事情都輪流在轉，小成本製作也有很好看的，像《那些年》真的拍得很不錯，還有《愛》，也喚醒了觀眾心裡的一種聲音。”

願為台灣電影盡力

他手頭上其實也有幾部電影在洽談中，他並未強求是否要拍，也不理成本高低，“只要是能為台灣電影盡一份力，我都會去拍。”

其實去年在拍《球來就打》時，他剛好也在拍著《家和萬事興》，結果扎戲的下場就是沒覺好睡，整整兩個月他天天都是台北、台中兩地跑，因為有了之前《劉伯溫》的慘痛經驗，他舉白旗說：“現在就是儘量避免扎戲，我希望還是先把一件事做好才是最理想的！”（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