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5月21、22日下午，學生、師奶、長者先後到訪這深水埗唐樓，盼尋找六四真相。當中不少人是來自那個網上搜尋器不存在“六四”兩字的國度，貴州的七旬阿伯帶備攝錄機，準備把六四大遊行及燭光晚會一幕幕在內地看不到的畫面拍下，再回家製影碟派予同鄉，他更說“什麼都不怕”，但他與其他到訪紀念館的內地人一樣，怕上鏡、怕別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惶恐與他們在一起，但，他們仍然想找尋真相。

“平反六四”這四字已被高喊了超過20個年頭，今年更多了一個“六四紀念館”。支聯會在深水埗汝州街租了唐樓二樓單位作展館，展館對面是“黃金網絡城”，聽義工說，不少一心打機的年輕人，誤打誤撞進了這歷史長廊。

紀念館播放《抗戰20年》，淡黃燈光照著一幅幅陳年相片。這天，貴州的張伯拖著老伴到來，細心看每塊展版、書籍、剪報，足足逛了一個半小時，但不敢買紀念品。張伯談起六四依然激動，“溫家寶說要平反六四，表面上是，事實根本是不可能！給六四平反，即是要中共下台，他們怎麼敢？他只想騙老百姓！”

張伯是個熱血老人，在內地學懂“翻牆”，常透過“動態網”瀏覽被官方屏蔽的網站，搜尋六四資料。他過去曾多次探訪長居在港的女兒，女兒不關心政事，反而女婿知他心意，特地提醒他今次來港要到六四紀念館走走。張伯今年決定留港至六四晚會後才回鄉，“我聽說香港每年都搞燭光晚會，我要看看是什麼，亦要去大遊行，因為大家說那裡人人都高呼要平反六四，去到就沒遺憾了”。張伯更興致勃勃取出袋裡的攝錄機，說要拍下遊行場面，回家製光碟傳出去，“我不怕！現在（中共）那麼多權鬥，溫家寶也說要平反，我這種事情，他們不敢管，也管不了這麼多！”

張伯離開後，同樣來自內地的張先生也來到紀念館，同樣熱血沸騰。張先生是記者在紀念館2天採訪中，首個敢買紀念六四T恤的內地人。張先生10歲時從電視看到清場的畫面，因官方一直將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他曾一度相信這是真相。

自2008年起，張先生因工作關係每年來港，他定必參與六四遊行，但同時感到香港言論自由日漸縮窄。“白色恐怖肯定是有了，副總理李克強來港，我真想問，為何學生不能和平示威呢？香港是中國最後一片可以有自由、民主的土地，維持不了會很遺憾，真擔心六四集會不能辦下去。香港人，一定要堅持！”

張先生不怕鏡頭、不怕香港傳媒，甚至願與記者交換卡片，不怕被人算帳嗎？“國安常找我談話啦，有什麼好怕？我沒有違法，我問心無愧，我只是來這裡買衣服穿而已。”

有內地人來尋找心底一直知道的真相，但亦有人看罷館內一切，仍然迷失。這天午飯時間過後，獨自進館的還有從觀塘來的陳伯。陳伯在2000年初才移居香港，六四發生時仍在內地。他多次跟記者說：“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我在電視看到解放軍出來，但看不到清場、學生死的場面，只看到有‘壞份子’打死解放軍，吊起他們燒！”陳伯激動的說：“是吊起他們燒呀！你看過嗎？”

今天來了紀念館，他說的確對事件瞭解多些，但仍未消除內心疑團，“內地對六四的評論較簡單，但知道事實的全面，總較片面好，希望中共將來能有個說法吧。在那個年代，未成熟的中共可能覺得學生錯，再過20年、30年，中共再回看事件就會覺得學生是對的”。

六四紀念館內除了介紹六四前因後果的展板，亦展示不少記錄六四的書籍，其中一本結集當年各界譴責中共屠城廣告的文本，刺痛阿傑的深心處。22歲的阿駿和17歲的阿傑是港產堂兄弟，怎樣看二人都像喜愛在對面“黃金網絡城”玩遊戲機，但二人都分別從屯門和上水專程到來。

六四發生那一年，兩人還未出世，他們也從未去過六四的燭光晚會。阿傑好奇為何向來3分鐘熱度的港人“這麼有恆心”，在街上接過紀念館的傳單後就相約堂哥。“看那本結集時，發現原來當年很多人都關注六四，連小學、幼稚園也登廣告爭取中國要民主，現在大家卻在淡忘，當年登報的政客也不說了，很諷刺、很沉重。”

堂哥阿駿更關注香港的言論空間。“原來你們記者還可以報六四新聞？我以為這些敏感東西很難出到街，我很驚訝。”

來紀念館的人不算多，但每人至少駐足停留45分鐘。不時舉起單鏡反光相機拍下展品的駱先生說，所有關於六四的資料大都已看過，王維林身擋坦克的相片，在他退休前一直安放於其港鐵辦公室的桌子上。“我一直都很留意六四，多年來六四燭光晚會都有去，大風大雨也去，《民主歌聲獻中華》也有去。年年華叔高喊支聯會五大綱領，說到‘建設民主中國’，我都會在後自己加一句：‘希望下年不用來’。”

本來笑著說話的駱先生突然沉寂：“已經20多年了，為何還未平反？為何還要再來？上面（中共）好像一點也沒變？”他每年逗留在六四晚會的時間不斷縮短，不是老骨頭受不了，而是“受不了”那種哀傷，“你看見華叔、再聽丁子霖講話，真的受不了，我不是天安門母親，但也是個爸爸呀。我不忍心哭出來，現在索性站在一旁，蠟燭也不拿了，受不了就走”。

63歲的駱先生過去每年都偕妻兒到六四晚會，但兒子長大後就沒再帶他去，“我已讓他瞭解六四是什麼回事，應由他作價值判斷，自己選擇去不去”。駱先生說，新一代愈來愈少人關注事件、瞭解真相，大人應做好傳承，“扭曲歷史比淡忘更慘，淡忘可以recall（回想），扭曲（歷史）後果卻很深遠”。

紀念館也是一個學習平台。約20個則仁中心學校的學生，他們大多有學習障礙或情緒問題，較常人活躍、多言多動作，但看著館內輕觸式屏幕展示的北京長安大街時，尚算專心，嘗試瞭解六四是什麼一回事。

負責講解的義工要求他們臨走時每人說一句話總結感受。學生你看我我看你，好不容易才開口：“他們很勇敢”、“當時的學生很堅持”、“內地解決現實的食物問題更重要”等，“其實要承認一件事不是太困難”，帶隊的羅老師說。

這班90後離開後，12歲的潘奕愷拖著媽媽進來，他的身高還不到民主女神像的一半。潘太站在奕愷背後，雙手搭在其肩膀上一起看展板，不時向他解釋。她說，兒子去年出席燭光晚會後，主動要求我帶他來，這年僅12歲的小學生看罷15分鐘講述六四前因後果的短片後，向媽媽說：“一定要平反。”

李卓人盼籌500萬
永設紀念館

支聯會早於司徒華年代已計劃設立“六四紀念館”，但一直未付諸實行。為配合今年六四主題——“毋忘六四傳真相”，支聯會初試牛刀，以1萬元的月租向社區組織協會租用汝州街的單位作臨時紀念館。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展館反應熱烈，未來將全力籌款，為在港成立全球首個六四永久紀念館鋪路。

反應熱烈
選址效果驚喜

李卓人稱，當初決定成立六四紀念館有兩個目的，一是希望讓每年訪港的內地旅客有機會瞭解六四事件，二是向學生提供正確的國民教育，“做一個反洗腦的基地”。他說，選址深水埗的效果較他預料中好，“之前沒有想過，原來這兒有這麼多新移民，對他們瞭解六四幫助好大，發現原來不一定在旺角和銅鑼灣辦活動”。

紀念館面積只有約1000呎，李卓人希望，未來能租用至少大一倍地方，增加更多關於當代中國維權運動的資料，如艾未未及陳光誠等事件。他透露，支聯會未來將集中火力為設立永久紀念館籌款，盼能籌到500萬元的開館費，支聯會將於燭光晚會呼吁市民捐款。（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