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選過總統的美國前任參議員杜爾（Bob Dole）講過一個笑話：“如果有一天你閒得沒事幹，但動物園卻正好關門，你可以來參議院參觀，不但可以得到同樣的娛樂效果，而且不必花一毛錢”。杜爾做過27年參議員，也當過參院多數黨領袖，他見證過60與70年代兩黨在國會跨黨派合作的黃金年代。

跟內地官員討論香港問題，他們總會認定，香港是不折不扣的經濟城市，要處理好香港事務，中央只需要給與經濟優惠，讓香港人感覺到，只要得到中央的關顧，明天自然更好。由董建華到今天的梁振英，他們向香港市民展現的施政方略，離不開這種思維模式。

中國幾天前拿出2800億人民幣（430億美元）巨款用於向世界銀行“增資”，引起網民的關注和議論。中國增資世行本是增加在國際社會話語權的好事，但有建立重大事項事後說明機制，即向資金事實上的所有人——中國老百姓——說明的必要。

不少人在考慮是否在七一上街時，內心可能會掙扎過以下的問題：“上街是否真的可以改變政府的決定，帶來轉變和希望？”有不滿而又不上街的人，有很多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政府、對政治有無力感的人。對於抱著以上心態的朋友，筆者通常有兩個回應。

1980年代後，美國政治上的“相罵遊戲”開始增加，論者認為這是政治上嚴重的倒退。“相罵遊戲”指的是，當一個重大問題出現，兩個政黨就你怪罪我、我怪罪你的相互指摘，認為對方應該負責。例如美國國債問題嚴重，所得分配不均，缺乏成長動力，這到底是共和黨的為富人減稅該負責任，或是民主黨政府的亂花錢該負責任？

近年深感年邁，精力不濟，每擬修心養性，頤養天年。無奈時局多變，不免思潮澎湃，因而發而為文，月旦時事。不料社會上反應強烈，褒貶不一，並因此引來傳媒朋友關注，紛紛要求探訪。老實說，的確有點不勝其煩，但盛情難卻，亦知道傳媒朋友獵取新聞的苦處。

香港候任特首梁振英，未上任就被傳媒揭發，其寓所存在僭建物。而他能在3月的特首選戰中勝出，除了北京中央政府的背後發功外，亦因為對手唐英年被傳媒揭發家中有僭建的地下室而民望大跌。當時，梁振英以此攻擊對手才能勉強勝出。

當稀土問題特委會的報告指萊納斯稀土廠是安全的，並建議政府發出臨時營運執照給萊納斯公司時；當下議院無視數萬人參與的綠色盛會所傳達的強烈訊息，仍然接納了這份一面倒的報告時，我們不禁迷惑，也感慨萬千：人民的力量，竟然不敵經濟利益的考量！

候任特首梁振英曾向外聲稱家中沒有僭建物，擺在眼前的事實卻是，其山頂豪宅共有6處僭建。縱使事發後他強調此乃“無心之失”，從來沒有隱瞞，大堆“梁粉”亦挺身護航，指梁只是疏忽而不涉誠信問題。梁振英言不副實，這不是誠信問題還是什麼？

“一國兩制”經歷了15個年頭，15年意味著“50年不變”已過了近三分之一。毋庸置疑，“一國兩制”能否成功維持，建基於中港之間的互信，其中港人對中央的信心至關重要。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港人的信心，卻在15年後的今天，跌到回歸以來的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