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內地官員討論香港問題，他們總會認定，香港是不折不扣的經濟城市，要處理好香港事務，中央只需要給與經濟優惠，讓香港人感覺到，只要得到中央的關顧，明天自然更好。由董建華到今天的梁振英，他們向香港市民展現的施政方略，離不開這種思維模式。

中央官員得出這樣的結論，道理很簡單，就是圍繞在他們身邊的有識之士，絕大部份都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他們被視為社會才俊，但他們的價值觀，只建基於社會對物質欲望的追求。

八九六四事件之後，中央對港政策的智囊班底急促左轉，民主人士被排除於所有諮詢機構外，剩下的所謂民意代表，大都明哲保身，向中央表達意見時，只講經濟，避談政治。回歸後，中央開始擺脫六四陰影，領導層轉趨相對務實理性，但諮詢架構裡的組成，仍然依舊，就是這樣，在長期互為影響下，中央領導人都認定，香港人只是一群經濟動物。每次遇到建制外反對聲音，中央官員只視之為非理性的小撮搞事份子。就是這種近乎鴕鳥式的管治理念，蹉跎了香港15年歲月。

物質滿足不了香港新一代

自由行把香港人從經濟困境中解脫出來，中國人的太空夢想、北京奧運的金牌夢，可以麻醉香港人於一時，但當他們發現，虛榮背後的代價，是社會的自由、公平、正義時，他們自然會作出強烈反彈。在香港成長的新一代，早已脫離了只追求溫飽富足的原始階段。若中央領導層繼續沿用舊有諮詢機制與思維模式，那官民之間距離只會不斷擴大，相信香港人與特區政府之間的矛盾，無可避免會引發香港人與北京之間，在意識形態上一次總攤牌。

■ 作者：胡力漢‧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