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亞洲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瑪諦森，約十年前在《視“發展”為“自由”》一書中指出，大規模的饑荒和人為災難，不會發生在民主的現代國家。他檢視了過去發生在非洲、歐洲、印度和中國的饑荒，以實證研究支撐這個發人深省的結論：有效運作的民主制度和新聞自由，是人民避災的“保護傘”〔註一〕。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針對傳媒在社會危機時的角色，剛在上週發表了一番“傳媒首要協助政府論”。

甘肅省舟曲縣的泥石流災難，正好用以對照亞瑪諦森的研究和郝鐵川的觀點。這場悲劇應否列入類同饑荒的人為災難？沒有民主和傳媒自由的“保護傘”，類似的悲劇會否不斷重演下去？

“天地人”促成舟曲巨災

舟曲的巨災，離不開“天、地、人”三個因素。

舟曲縣8月8日凌晨的一場暴雨，40分鐘內降雨90毫米；而對比香港大埔區今年7月22日錄得的一小時內降雨150毫米，便說明這場暴雨雖猛，但並非什甚麼數百年一遇的雨災。

再看地的因素，舟曲歷經燕山和喜馬拉雅山的造山運動，地質結構不穩，自古已然。從上世紀初，人工砍伐令全縣森林覆蓋率從七成下降至今日的兩成。1958年大躍進時期，森林資源遭受掠奪性破壞。自1952年起至1990年止，全縣伐林190萬畝，但近年退耕還林的面積只有13萬畝。

多年來，科學家對泥石流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對於其成因和防治對策，早已知之甚詳，香港的李綽芬教授便是其中一位研究泥石流的表表者。因此，只要政府下定決心，投入資源，泥石流並非不治之症，起碼人命傷亡可以大幅減少。

兩年前汶川地震後，北京市派遣了24名地質災害專家，全面調查舟曲的險情，發現了57處隱患，並提出重建、規劃和防災建議，包括動用2.6億元，建設防護設施。可惜，很多防護設施至今未有建成，卻有不少只會增加地質風險的水電站繼續趕工，而縣政府直至今年7月，還在招商引資，準備興建更多水電站。

顯而易見，今次舟曲逾千人罹難的災害，不是由於缺乏知識、缺乏資金，而是源自人和制度。

為甚麼說饑荒只在欠缺民主的國家發生？

首先，這些國家的饑荒不會殃及統治者，受災的只是平民百姓。相反，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要面對選舉，更要面對反對黨和向其選民問責。他們有極大誘因盡力防止饑荒發生，否則政治懲罰很快便降臨身上。

其次，言論和新聞自由，都使官員無法封鎖消息或隱瞞真相，任何災難的前奏都會廣泛傳播，加上反對黨的鞭策，自然會形成一個預警系統，當權者不得不馬上應對，避免災難發生或擴散。

誘因失靈加資訊窒息

今次舟曲巨災，剛好符合以上“誘因失靈”和“資訊窒息”的兩個條件。

繼多年來的反覆研究後，兩年前北京市地質專家的報告，本應是最佳的預警，但資訊不公開，傳媒不自由，反對黨不存在，市民更無法參與政府的防災和投資決策，結果一場原可避免的災難，成為舟曲的詛咒。

高級官員並未聽聞在災難中有重大傷亡（政府掌握泥石流風險的資訊，特別關照官員住房區的選址規劃，很難說不是“合理”安排），事後舟曲縣書記和縣長，聯同甘肅省官員主持悼念儀式，對上級領導救災“歌德”有嘉，看不出政治懲罰的影子，只令人想到這些官員的“防災誘因”多麼薄弱、“奉承誘因”卻多麼巨大。

其實，“沒有民主便沒有防災保護傘”這個結論，並不新鮮。1958年“大躍進”時期，3000萬人死於饑荒，隨後毛澤東在7000人幹部大會上說：“如果沒有民主，不瞭解情況，情況不明，不充份蒐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任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如果離開充份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註二〕

香港“防災保護傘”無法張開

同樣的結論，適用於最近香港大浪西灣的生態災難嗎？

首先，大浪西灣這種鄉郊破壞，顯然是可以防止的人禍。政府35年前設立郊野公園，20年前修訂城市規劃條例，8年前檢討丁屋政策，6年前制訂新自然保育政策，正是為了使防止鄉郊破壞的政策工具，更臻完善。其次，災難發生前已經有無數預警，環保團體在過去5年，最少揭發了49宗同類型的破壞。

那麼，特區政府的官員，有沒有“防災誘因”呢？觀乎兩位問責局長──邱騰華和林鄭月娥事後的表現，鄉郊破壞自然到不了自己家門口，行政長官更無意施加任何政治懲治，建制派當道的立法會亦難以認真問責，他們患上“誘因失靈”症，自屬必然。

相對於舟曲縣，香港沒有“資訊窒息”之弊，也正因如此，大浪西灣出事後不久，便由市民和傳媒捅出，使破壞不致繼續擴大。可是單靠香港的資訊自由，而沒有民主體制施加給官員的“防災誘因”，始終未能豎立一把完整的“防災保護傘”。

亞瑪諦森指出，民主制度要做到防災保護的效果，必要條件是新聞自由和活躍的反對黨。民主缺席的代價，在舟曲縣是數千個破碎的家庭；在香港則是數十處被肆意破壞的鄉郊。但這只是一次或一種災難的後果，年年月月的災禍所累積起來的代價，只會是難以量度的傷痛和無法彌補的遺憾。郝鐵川的“傳媒首要協助政府論”，對人民究竟是禍是福，還不彰彰明甚嗎？（香港明報）

註一：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第7章
註二：毛澤東在1962年1月30日擴大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