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泰旅行團成員在菲律賓被挾持及鎗殺，8死7傷，令人心如刀絞，義憤填膺。鎗手因為個人問題而大開殺戒，實在令人發指。菲律賓當局的處事手法，以至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事後的態度，也教人難以接受。此事無可避免地在中菲以及港菲之間投下濃厚的陰影。

與上次泰國政局危機的“包機事件”相比，港府這次應變的速度和方法已有進步。基本上，可以做的多數也做了，筆者對此表示肯定。事實上，由於港府在菲律賓沒有執法權，能參與的營救行動不多。而且，每次事件的性質和具體情況不同，不能把其他跨境營救的事例都套在這次事件上，從而指摘港府處事不力。

適當爭取介入機會

不過，事情總有可以做得更好的方面。而且，這次事件帶出香港的“次外交”問題，港府不妨也就以下幾點多點思考。

其一，適當爭取任何可以介入的機會，增大對菲律賓當局的壓力。

雖然港府在菲律賓沒有執法權，但由於事件涉及港人，港府可以有某程度的介入。舉例說，派出更高層的官員前往當地，此人可代表特區政府進行政治性工作，例如到現場後向鎗手放話：“如你釋放人質，港府可代你向菲律賓政府求情，或協助遊說和轉達你對菲律賓政府的要求。”在關鍵時刻，這些行動不算干預菲律賓內政，但卻可以減輕鎗手動武的機會，同時也是對菲律賓政府的公開壓力，促使他們更重視事件。

此外，壓力可以直接或間接進行。曾蔭權表示已設法直接聯繫菲律賓總統，但不成功。外界不知道特首催逼菲律賓總統的力度和次數，但除此之外，還可以運用其他渠道。記得2001年，數名中國公民同樣在菲律賓被綁架，中國政府除公開要求菲政府保證人質安全外，還借助各種渠道向菲政府施壓。那時候，一名香港記者通過他的私人關係，找到總統阿羅約夫人的助理傑斯．杜雷扎。還有，中國商界與菲律賓政界有關係的人士，紛紛私下向菲政府施壓，說明如事件處理不好，將影響中菲貿易，對阿羅約夫人的政權也有影響。這些民間的傳話沒有官方語言的避忌，直言利害關係，有時可以起到更大的催逼作用。

但是，港府這次派出的成員只屬工作層面，權限不足，能發揮的作用也只能局限在善後的層面了。

與中國外交人員多配合

其二，多從外交角度想，設法與中國外交人員多作配合。

由於外交和軍事是中央管轄的範圍，香港毋須負責，所以，港府長期以來只重視香港與外地的經濟事務，甚少理會香港也有外交和政治層面的對外事務，研究外交的港官也不多；萬一出事，只會尋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協助。其實，港府高層必須提高國際視野和水平，平時也應該多與中國外交人員交流。

舉例說，胡錦濤出席第十次使節會議後，提出要加強中國海外公民的保護工作，外交部已成立安全司和應急辦公室，並建立駐外公民保護網，定期製作海外安全狀評估報告，並作內部通報。現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劉建超，就曾參與制定有關工作。他們在一般日子裡，也會跟各駐外使節和相關人員互通情況。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這些材料對香港市民在海外的安全也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不知港府有否向有關方面索取？如果沒有，則要想想辦法了。

有人建議，由於香港沒有外交權，遇到這類嚴重事件，是否可以請中央出面，例如由胡錦濤以國家主席身份或溫家寶以總理身份向菲律賓施壓，也許效果比曾蔭權出面更佳。但中央有兩大考慮：一是層次問題，中央考慮到更寬的外交彈性，不想經常由國家領導人處理這類事件；二是如果香港人在海外出事就由中央領導人出面，那麼內地公民在海外遇襲或被綁架漸多，中央領導人怎麼辦？所以，港府適宜在這次事件後，與中央研究如何加強香港的“次外交”權限。例如在某些情況之下，可用特首和外交部長的共同名義發表講話或要求。長遠來說，可增加香港與外國的政治接觸。

甚麼時候發出旅遊警告？

其三，甚麼時候發出旅遊不同級別的警告？也值得研究。

就目前可見，香港一般在發生事故後才會發出旅遊警告。但近年來，由於中國國力提昇，出外公民增加，中國人在海外遇襲或被綁架愈來愈多，近年的典型事件包括：2004年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挾持中國人質事件、2007年尼日利亞的中國工人被綁架事件、2008年10月中國工人在蘇丹被綁架遇害事件、同年11月中國海員在索馬里被綁架事件。外交部資料顯示，近年中國公民在海外被綁架或遇襲的事件共40多宗，約200人傷亡。據外交部領事司統計，每年約有3萬宗涉外事件。在外國歹徒眼中，不會理會中國人或香港人，所以，港府應該把中國人在海外遇事的情與各地的環境一併考慮，而不是香港人出事才發出旅遊警告。

總之，在全力救人之餘，也要擺脫無力感、乾著急的心態，自然可以想到更多的方法。（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