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揭露弊漏有值得嘉許的地方，不過，背後卻往往也仍藏著我們不曾留意的事項。

由阿牛陳慶祥執導的《初戀紅豆冰》，因對白沒有60%以上的國語（馬來語）成份而被歸類為外語片，並被（大馬）政府征收20%稅務，有關問題經由台灣節目被揭露後，頓時掀起軒然大波，備受各界關注。不過，當各界文誅筆伐之際，卻也透露出幾個重要的訊息，這，值得省思。

首先，阿牛選擇在台灣揭露此事，明顯經過一輪策略性計算。首先，從牛導著手製作該片開始，有關問題不可能不曾出現在製作的討論過程中，再來，牛導大可選擇通過本地媒體的力量來揭露問題，但，如今協助他揭露此事的卻是台灣的張小燕。種種來看，想必牛導比誰都清楚本地媒體的力量之有限。當然，牛導絕對是走對了這一步。

外國媒體批判更受關注

這是個有趣的命題。活在種族主義氛圍下的我國中文媒體，很容易會因為揪出有關議題而被標簽為另一種“極端性”的種族主義媒體。就此，阿牛的選擇，無疑減低了中文媒體這一層的尷尬與風險。

另外，除了本地中文媒體在大環境下的窘境，從牛導選擇在外國訴苦的這一步來看，相對地，也反映出本地媒體的影響力是何等有限，以致牛導需要借助年過半百的張小燕來平反。說得白一些，我們似乎得借助外國媒體製造的輿論，才能有足夠的基礎來影響不公政策。

不是嗎？外國媒體的批判往往比本地媒體來得更受關注，也因為國際社會的矚目與輿論，存在已久的問題才能掀起尾隨的壓力，進而影響整個政策。這點可以從牛導事件中獲得印證。可，筆者要問的是，如果外國媒體沒有放大此事，本地媒體的輿論足以掀起政改嗎？我們是為了不要在國際舞台上丟人現眼才修正不公政策，還是不公政策本身有應當被修正？這值得玩味。

另一個納悶的現象是，有關問題明明存在已久，為甚麼沒有電影工作者群起反對，或在反對後獲得足夠的重視？這或許說明兩種現象，一，我們的主政者確實較重視大馬的國際形象，多過內在的抨擊與反思；二，國內的電影工作者也許長期來都只是逆來順受，以致於問題都只是藏在低地下。這，絕對比紅豆冰更冷。

好了，如今政府表示有意修改有關政策，而我們的牛導也將拿回其一度流失的20%收入，但，當我們雀躍之余，問題的根本與社會盲點解決了嗎？答案是否定的！今日的《紅豆冰》事件僅反映出政策的不公，然而，深一層的問題卻始終沒被正視，只要政府的方針、媒體的操作，以及社會的自覺自省仍未達到一定的成熟度，不公政策仍會在其他領域、其他事件上借屍還魂，而我們，似乎也就只能多依靠幾個張小燕了。（馬來西亞南洋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