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台灣有個外人聽了一定有如一頭霧水的名詞，它就是“蚊子”，但若稍加解釋，一定完全明白而且會發出會心的微笑或苦笑。

甚麼是“蚊子”？乃是一棟房子閒置久了就會長出來的討厭小昆蟲。因此在台灣的語法裡，“蚊子”乃是建築物“閒置”的衍生義。在台灣，用“蚊子”當頭的名詞多不勝數，至少有“蚊子館”、“蚊子停車場”、“蚊子商場”、“蚊子運動場”、“蚊子文物中心”、“蚊子地下道”、“蚊子工業區”等，它們毫無疑問的全都是用公家錢蓋的公共建築物。

以權謀私
官商勾結

最近，台灣師大及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教授姚瑞中偕同他的學生們完成了一項《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建築物抽樣踏查》的調查，厚厚像磚塊的一大本，列舉了119件這些蚊子建築物即耗掉了台幣747億。個人認為姚瑞中師生所做的這項抽樣調查，乃是近年來台灣校園界所做的最大貢獻，他們已具體而微的將台灣政商板塊上最黑暗的那一塊揭露了出來。熟悉台灣政治的人已表示，整個台灣用公帑所興建的無用即蚊子建築物遠遠不止119件，所浪費掉的金錢可能已高達上兆新台幣。蚊子建築物的造成，其先決條件乃是一定要有腐敗政客及惡劣商人所形成的政商勾串結構，他們乃是政商關係上的蟑螂，有蟑螂在先，始有蚊子建築物在後！

研究政治的都知道，政治上有所謂的“豬肉桶理論”，那是一種把公共財政及公共建設當做一種資源來做特權分配的權術式做法。在政治上，無論政黨或政治要人，他們身邊都必然有一大群靠著承攬公共工程而運作的建商。這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政商勾串結構。政治人物當政時，靠著自己的公共權力，可以推出許多以“公共建設”為名，但卻以“利益輸送”為實的計劃來照顧自己旗下的財團，這些財團反過來又成了政黨及政客政治獻金的金主。這種政商間的勾串，在台灣乃是不分藍綠的共同做法。

於是，小至“蚊子館”，大到“蚊子工業區”遂成了台灣最普遍的現象，某黨取得了中央及地方政權，遂以各式各樣的名目搞建設，而且理由都很冠冕堂皇。政客及財團之所以厲害，乃是它們都有本領把私相授受、利益輸送的行為講成是多麼有遠見的偉大政績。這是公共建設的泡沫化，官吏政客及財團就在這樣的過程中將公帑任意浪費花用。蚊子建築物遍及全台灣，這不是沒原因的。就以蚊子工業區為例。台灣各地花了數百千億到處搞工業區，最後多半都用來養蚊子，除了浪費公帑、浪費土地資源外，還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社會成本大到難以估計。

除了各種閒置的蚊子公共建設外，這裡面還涉及營造商財團的管理問題。最近，台北市出現新生高架橋工程及花博弊案，涉案的營建公司昭淩公司居然還負責替市政府編製工程預算書。官商一體的親密程度居然到了如此境界，實在使人歎為觀止！再例如，上週台灣南投出現工程意外，多名外勞慘遭活埋。台灣媒體只是在外勞問題上做文章，並沒有去追究承包商“國登營造”公司。其實，“國登營造”和“昭淩公司”都是專門承攬公共建設的特權公司，它們高價特權搶到政府公共工程計劃，即施工草率，政府縱容，這兩家公司都有好多起案子在身。台灣公共工程除了有蚊子問題外，還有施工草率的問題！

兩條禍根：“綁樁文化”與“建築物主義”

因此，台灣各地充斥著沒有車子去停的蚊子停車場，也有好多個沒有廠商進駐的蚊子商場及蚊子陳列館，以及當時在建時吹噓得很厲害的蚊子極限運動場，而最離譜的當然仍是已被荒煙蔓草淹沒掉的許多工業區。由這些蚊子的氾濫，如果追根究柢，蚊子問題所暴露的其實是更重要的上層政商結構裡有著太多蟑螂問題：

（一）在台灣，從中央到地方，長期以來都有著所謂的“綁樁文化”，那就是不管甚麼黨執政，它在搞公共建設時都一定要考慮到“樁腳”——它指的是那些手上有許多選票的地方派系政商人物，只有透過主動或被動的給這些人好處，一切始能搞定。就以稍早前的800億治水計劃為例，後來快速膨脹為1200億，這多出的錢就是用來綁樁的。這也是台灣式的“豬肉桶政治”。如果多花一點錢能把問題都搞定，這或許還可算是一種“必要之惡”，但在台灣，卻由於政府管理上的顢頇，花的錢等於都丟進了大海裡。台灣蚊子建築物多不勝數，政府的財政赤字又逐年狂飆，這種政治蟑螂行為，才是蚊子問題的源頭！

（二）近代政治上有所謂“建築物主義”之說。它指的是當政治人物掌權，最普遍會想到的政績就是去搞建築物，建築物是矗立的硬體，人們看得見，搞非硬體的建設不容易討好。“建築物主義”乃是過去大家拚命開發工業區，拚命蓋垃圾焚化爐，拚命搞公共停車場及展覽陳列館的原因。不管有用沒用，建好再說。台灣太多建築物閒置在那裡養蚊子，每年夏天登革熱（又稱：骨痛熱症）盛行，大家拚命噴藥滅蚊，這時候才會想起這些蚊子建築物，這真是諷刺啊！（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