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西方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已經有很多年了，北京當局在這方面一直小心翼翼，沒有公開接受或者反對這個概念。

有人認為，與美國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經濟體制不同，中國非常重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核心是國家對經濟高度介入和乾預。而在政治上堅持一黨執政，而非採用西方的多黨式民主政治。也有人認為，“中國模式”就是先發展經濟，以及與此相配套的社會文化等基礎建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再逐步講求分配和發展民主政治。

對此，托馬斯‧弗里德曼不無感慨說，“美國的民主制度反倒成了一種障礙。”羅傑斯在接受日本《呼聲》採訪時表示，現在的中國越來越像資本主義，而美國反而變得越來越像社會主義。這等於從另1個角度詮釋了中國模式。約翰‧奈斯比特非常認同中國發展模式，並預言，假以時日，它很有可能對西方民主治理方式構成挑戰。

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似乎不甚苟同，他認為中國模式並未成形，因為中國正處於“1個非常複雜和危險的轉型階段”，尚存不少變數。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國模式的優勢在於源源不斷地外資投入和開放自由的外部市場，且已具備與西方民主形態相提並論或互補的重要價值。

聚精會神謀發展才是硬道理

西方對“中國模式”議論紛紛，其實難掩背後的憂慮。例如《紐約時報》指出，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可能導致世界權力轉移，使一些發展中國家仿效中國。

美國《數字化日報》也表示，俄羅斯正在復制中國模式，這是1個里程碑事件，因為歷史上從未有過1個超級大國向中國尋求經驗，這也表明全球影響力正轉向中國。

《華盛頓郵報》則稱，上世紀80年代末，西方專家曾預測中國政府已窮途末路；以後判斷互聯網將不可避免地會“解放”中國；再後來又希望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富裕將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這些預測、判斷和希望到目前都沒有發生，相反中國模式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大。

西方感覺到“威脅”不僅僅是因為中國模式脫穎而出，更因為他們擔憂西方模式就此會黯淡無光，金融危機使人們不得不反思西方民主是否是最好的執政方式。

當然，也有人擔心，中國現在的和平崛起不過是權宜之計，因為它還不具備稱霸的實力。倘若有一天中國真正強大了，從經濟到政治再到軍事比肩美國，那就會放棄現有的外交政策。

西方對中國模式的擔憂和恐懼，類似於冷戰期間對前蘇聯的恐懼。儘管中國不再強調意識形態，但西方不斷要把中國再意識形態化，使用各種充滿意識形態味道的概念描繪中國。

其實，早在20年以前，日裔美籍學者福山即在《歷史的終結》的文章中指出，蘇聯的瓦解顯示歷史已經走到盡頭，西方模式將成為人類的唯一歸宿。但20年之後，西方世界卻看到，不僅自由民主主義沒有成為歷史的終結，而且還出現了1個競爭對手。

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頭腦，既不要被西方一些人士所說的“中國時代來臨”所捧殺，也不要對另外一些西方人所說的“中國威脅”憤憤不平，聚精會神謀發展才是硬道理。

此外，中國還必須意識到：一、中國模式並非完美，否則便無從解釋國內普遍存在的貪污腐敗、兩極分化、群體事件等現象；二、未來中國仍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如何更多容納和接受廣大民眾意見，如何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有更多民眾參與的公共決策體制，對完善中國模式更為重要；三、總結30年來改革發展經驗，並予以理論化，盡可能形成1套可以同西方溝通的語言，然後傳達至外界，以便使外界對中國模式有1個清晰、完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