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開國英雄與創業豪傑，由於生命與事業結合為一體，創業僚屬也自然而然的榮辱與共。所有的人當然每天都上班下班，但他們做的事卻遠遠多過上班下班不知多少倍，他們像家庭成員般盡忠，對團體的成敗隨時都保持警覺和警戒。有這種精神的國家和企業，等於是個生命狀態良好的有機體，不太會出意外，縱使發生不可抗力的事故，傷害也會自動的調控到最低點。

但時間久了，開創者及第一代僚屬相繼走入歷史，這時情況也跟著改變：

一、無論國家或企業，當然還是有老大老二之流的分官設職，但這些人所佔的就只是個“位子”而已，沒有任何比“位子”更多的意義。

二、在整個體制上愈來愈“官僚層級化”和“例行化”，認為只要每個人好好上班，一切就沒問題。事實上，體制裡有太多超過體制的事務，必須靠人的熱情與熱情認同產生的視野與警覺心來補充，缺少了這些，就等於是“平庸化”。

最近，“後王永慶時代”的台塑集團事故頻仍，先有雲林的六輕大火，接著又有南亞嘉義太保嘉二廠大火，顯示出“後王永慶時代”的台塑集團已少了當年最寶貴的“認同”這個資產。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克諾夫（George A. Akerlof）及杜克大學教授瑞秋．克蘭登（Rachel E. Kranton）在新創的“認同經濟學”（Identity Economics）這個領域指出，認同雖是心理現象，但同時也是足以左右公司成敗的規範，認同的效用其實是很大並關鍵的。

談到這個問題，就讓人想到美國的“警戒”（Vigilation）傳統。“警戒”這個字起源是18世紀的美國新邊疆各州，據前代哈佛教授布朗（Richard M. Brown）所說：

一、這些地區治安執法能力不足，於是盜匪盛行。各地移民士紳為了保家保鄉，出錢出力自組“民兵團”、“保鄉團”之類的半武力組織來與盜匪集團相抗衡。這種民間“自組織”的傳統一直延續，成了美國社會的優良傳統。它在過去當然產生了一些副作用，如私利、武鬥等；但歷經多代演變，已成了一種以“認同”為動力的“社會自我防衛”機制。

二、學者也普遍認為，正因為早期的“警戒”傳統對美國的“社會形成”也產生了主導作用，一個主要以關心公共利益的地方士紳階級為核心的社會結構因而形成，而認同無疑是主要動力。

一個公司當員工不認為自己是外人，他們就拚了命的不會讓公司做出有損公共利益的丟險之事；當一個政府官吏有認同，他們不必別人講，就自動的會苦民所苦，幫老百姓改善處境。（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