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儘管中國總理溫家寶和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亞歐高峰會議期間“巧遇”並“交談”了25分鐘，多少緩和了中日兩國的緊張關係，兩國要在領土紛爭問題上達成哪怕是“相安無事”的協議恐怕並不容易。因為東京已經全面否定了鄧小平1978年10月倡議的“擱置爭議”的共識。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可以說是時任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應邀到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交換儀式時，為避開敏感的領土糾紛所提出的折衷方案。

他這一“擱置爭議”的倡議，當時獲得日本官民一片熱烈的掌聲。鄧小平還同時表示：相信將來總會找到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解決。

進一步，退半步如此小心翼翼、悄然否定“共識”的態度，和上月間東京以“國內法”扣押中國漁船和拘留漁民（包括船長）、並反覆公開宣稱中日之間並不存在領土問題紛爭的姿態相比較，後者不能不說是日本對釣魚島問題表態的一大躍進。

在試探北京對東京全面否定“擱置爭議”之“共識”的底線之後，儘管東京知難而退，釋放了船長而未將他繩之以“日本國內法”開庭審判，但比起1996年悄然否定“共識”的做法，畢竟還是進了半步。北京在船長釋放之後要求日方賠償和道歉，顯然是要東京返回至承認或默認（至少是不以行動公開大聲否定）“擱置爭議”的“共識”之階段。日本官方要求中方賠償日本海上保安部巡邏艇受撞的修理費，以及接踵而來日本國內各式各樣合法與非合法的對中抗議活動，目的無非是要為官方撐腰，希望當局堅守這得來不易之半步、乃至向前再跨進一步。這些抗議行動，有的是直接將矛頭指向北京，有的則通過批判菅直人政權放人的軟弱應對措施，進而鼓吹保衛國土的愛國主義。參與這項運動的，不僅來自右翼團體、最大的反對黨自民黨和當政的民主黨，也包括聲稱“對日本的侵略戰爭持批判態度”的日本共產黨和社民黨。

有鑒於此，正如1972年日本國內對釣魚島歸屬問題展開論爭時日共率先站在維護“國益”最前線一般，日共這回也明確表態，要求菅直人政府對北京採取“毅然”的態度，並希望北京以冷靜態度處理。

在這場可說是舉國一致、維護“國益”的輿論造勢中，也許最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執政黨民主黨43名議員聯名向首相菅直人提呈的一份主張“堂堂正正高舉國益旗幟”掌舵“戰略性外交”的建議書。

據《讀賣新聞》報導，這份由前外交部政務官吉良州司和前國防部政務官長島昭久牽頭起草的建議書，將這回日本當局釋放中國漁船船長的做法，形容為“相當於日清戰爭（指甲午戰爭）後日本面對三國干涉的國難，日本國民對此痛恨之極。”

“三國干涉事件”（全稱為“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指的是甚麼呢？原來在甲午戰爭之後，戰敗的清朝當局與日本明治政府於1895年4月簽署了《馬關條約》，同意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但在意圖南進的俄羅斯聯合德國和法國三國極力勸阻的壓力下，日本不得不把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為此，戰勝國日本改以要求清廷付出3000萬兩白銀作為贖回遼東半島的賠償。對於當年大日本帝國在前述三國的干涉下得而復失的事件，戰前日本皇國史觀者都將之視為奇恥大辱。令人驚訝的是，在二戰後民主和平教育實施了超過半個多世紀的今天，執政黨民主黨少壯派議員居然還沿襲戰前史觀，將“三國干涉還遼事件”視為國難。而更令人憂慮的是，迄今為止尚未聽到日本國內的史家對此提出異議。

在這裡，日本執政黨43名議員痛心疾首指責的現代版“三國干涉”，當然不是真的指有3個國家迫使日本釋放船長，而是泛指來自中國的壓力（也不排除對美國施壓的影射）。

不僅如此，該建議書還仿照當年“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後日本舉國高舉的臥薪嘗膽旗號，以便雪恥而提出的政策和方案。這些方案包括：一、在加深日美同盟關係的同時，加強日本自主防衛的體制；二、加強與俄羅斯、東盟和中亞的戰略關係，從而削弱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並對中國予以牽制。換言之，即推行現代版的遠交近攻政策；三、主張當局儘速買下現為日本民間人士所擁有的尖閣諸島私有地，將之轉為國有地，建立燈塔等，從而確定實效的統治；四、加強西南方面的防衛體制。

中日之間的領土紛爭，顯然與1978年鄧小平“留待下一代以更高智慧去解決”的期待背道而馳。中日兩國的鴻溝看來已遠非“壞不到哪裡去”的論者所能想像。（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