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劉曉波獲悉自己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表示此獎屬於“六四”亡靈，絲毫沒有“貪天之工為己力”的意思，表現出中國愛國知識份子的廣闊心胸和格局，值得敬佩。

劉曉波是因為《08憲章》而被捕的。《08憲章》是甚麼？它是中國人民在經歷了1949-1976年間發生的一場民族大災難之後醒悟過來後作出的歷史總結。《08憲章》的19條訴求，每一條都是針對中共在這期間所犯下的嚴重錯誤的補救措施，其核心是改革“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換言之，沒有頭30年的災難，是不會孕育出《08憲章》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推而廣之，這個和平獎，不但屬於“六四”亡靈，更應該用來祭祀在1949-1976年間全中國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非正常死亡者的亡靈。

在這近30年間，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亙古罕見的大災難，是充滿血與淚的30年。

血：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單是在1958-62年大躍進期間和1966-1976文化大革命期間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高達5500萬人，如果包括在1949-1957年間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全國在頭30年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將遠不止此數。[1]

淚：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單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各種迫害的人數就高達1億人[2]，這還未包括在1949-1976年間共30多場政治運動中的捱整人數，也未包括“上山下鄉”運動的人數。各類政治運動所及，很多人都遭到“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劇。

這場災難，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稱為“20世紀人類遭遇到的四場大災難之一”（其他三者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蘇聯30年代大清洗）[3]。

這場災難一直要等毛澤東死後才能停下來，足見“一黨專政”的荒唐。毛澤東死後，人民從深重的災難中醒悟過來，看到要害在“一黨專政”，於是就有了“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上魏京生“第5個現代化”的大字報、一直到八九民運。大家要求的就是結束“一黨專政”，早日實現“政治民主化”。

人們在痛定思痛後分析、總結這場災難，逐步形成了《08憲章》的19條建議或訴求。所以說《08憲章》是植根於我們這個民族對1949-76年這場大災難的反思和共識。這種勇於面對歷史的精神是我們民族希望所在。

在蘇聯、東歐等其他蒙受過“一黨專政”禍害的國家，在共產主義制度分崩離析之後，紛紛建立紀念館或博物館，以求國民銘記“一黨專政”的教訓，以免日後重蹈覆轍。2008年6月3日歐盟發表《布拉格宣言》，指出為了歐洲不再出現共產主義反人類罪行，有必要設立全歐性的紀念館或博物館，向各國人民陳列、展示“一黨專政”的種種禍害，其目的不是在傳播仇恨，而是在“為我們的子孫卸下歷史包袱”，因為“一個忘記過去的社會是不會有未來的”。[4]此宣言強調：“由於共產主義歷史而形成的喪盡天良會對歐洲的前途和我們的子孫造成沉重的包袱”，所以有必要認真地對待這段歷史。

在此之前，美國在2007年6月也豎立了“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布什總統在揭幕時說：“我們對死難者獻上這個紀念碑，因為我們對他們有一個責任：確認他們的生命和尊重他們的存在。”

反觀中國，當中共“尚健在”的時候，不但無法做到尊重歷史、尊重事實[5]，反而不斷試圖利用公權力去抹除歷史記憶，妄圖使整個民族出現集體失憶。這種政策已初見成效，因為我們看到至今新一代的人不但不知道這段血與淚的歷史，甚至當有人提醒這段歷史時還會遭到他們強烈的本能性的反擊，認為是在故意“挑刺”、“抹黑”，拒絕承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實。一個民族不敢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所以，當中國人民還無法實事求是地，在神州大地上來紀念1949-76年這場民族災難時，唯有借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寄託我們對歷史的哀思。

[1]中共建政以來非正常死亡人數，一直是中外學者所努力考據的，也因為各人有不同的界定，使這個數字有頗大的出入。這裡筆者只根據比較可靠的、以官方資料為依據的統計：一，根據楊繼繩：《墓碑——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楊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副社長。他從大量官方檔案中統計出，在大躍進期間餓死了3500萬人。二，根據中共領導人葉劍英元帥的總結：“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摘自《往事——1966寫真》，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單是這兩項，非正常死亡人數就高達5500萬人。

[2]見上注

[3]見世界衛生組織《世界暴力報告》2002年

[4]見“Prague Declaration on European Conscience and Communism”，June 3, 2008

[5]文革後大文豪家巴金先生曾經呼吁成立“文革博物館”，以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作用，卻遭中共壓制下去，從此無人敢再談紀念文革的議題。（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