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共17屆五中全會任命習近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從而確定了如無意外他應該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時接替胡錦濤出任中共總書記。從習近平接班的方式看，中共很可能已經在內部達成了“由現任領導人任命隔代接班人”的權力交替模式。

現任領導人任命隔代接班人
比毛澤東指定直接接班人是小進步

這個接班模式始於鄧小平。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任命江澤民為總書記。受天安門事件影響，當時極左思潮籠罩整個中國，江澤民也不例外，他上台後，曾揚言要“把個體戶整到傾家蕩產”。正因為走回頭路，1991年不但中國經濟跌到谷底，而且極左派批判的矛頭開始對著鄧小平[1]。在這情形下，鄧小平被迫作出南巡之舉，發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警告，逼使江澤民回到他的改革路線來。出於對江澤民的不放心，鄧小平遂在1992年中共14大時確立了胡錦濤為江澤民的接班人，從而開創了“現任領導人任命隔代接班人”的做法。

1989至1991年期間，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分崩離析，對中共造成很大震撼。當時中共黨內各派，為保共產黨政權這一共同目標，都願意妥協而不挑戰鄧小平的安排。所以這個接班模式，為當時備受國內外壓力的中共帶來20年的領導層的相對穩定，因而被認為是成功的。所以，中共17大時便複製了這個模式，江澤民任命了習近平為胡錦濤的接班人，使習近平得以在短短的兩年間連跳三級，從普通一名中央委員躍升到政治局常委兼國家副主席。

所以當年鄧小平一個嘗試，經過20年的認可後便變成一個政治常態。按照這個模式，胡錦濤將會在18大時，為習近平任命他的繼任人（從目前情況看這個人很可能就是李克強）。

從中共角度看，這個做法，同過去毛澤東時代指定直接接班人的做法相比，算是一個小小的進步，因為它初步建立了一個比較透明的、有序的權力交接模式，而且每個接班人都有長達5到10年的“在職培訓”（胡錦濤是10年，習近平是5年）。這些比較規範化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

太子黨與團派輪流執政
但無法根治腐敗

內地很多人士更認為這個接班模式，構成對現任領導人一定程度上的制衡。由於現任領導人不能決定他的直接接班人，所以理論上存在著他被他的繼任人否定及清算的可能性，這就會形成對他任內的政策和言行的制約。同理，由於現任領導人具有隔代任命接班人的權力，他也可以對他的直接接班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制衡。

如果從更長遠的角度看，這個接班模式更有可能導致中共黨內派別的公開化和合法化。大家知道，鄧小平之後，中共黨內有兩股重要的接班勢力：太子黨和團派。前者的合法性來自血緣，後者則來自體制本身（因為根據中共黨章，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共培養接班人的組織）。當年鄧小平嘗試“隔代接班”模式時，主要是考慮保證改革開放政策的延續性，而不是考慮政治權力的分配（他在“六四”後更曾經高調表示高幹子弟要退出權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響）。現在輪到江澤民（太子黨一哥）為胡錦濤任命其“隔代接班人”時，挑選了屬於太子黨的習近平。如果將來胡錦濤（團派一哥）為習近平挑選“隔代接班人”時，也順理成章地挑選一個團派人士，那就形成太子黨與團派“輪流坐莊”的局面。假如出現這個局面，則兩股接班勢力將可以和平共處而不至於互相廝殺，甚至形成中共所希望見到的“一黨多派”的“（日本）自民黨模式”。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隔代接班”遂成為黨內各派可以接受的一個安排。

但是，從人民的角度看，這種權力交接形式是大有問題的。因為：

第一，它無法根治腐敗，因為它並不解決權力壟斷問題，只解決了權力在一黨之內的分配問題，人民群眾對國家最高權力的交替仍然處於無權與聞更加無權參與決定的狀態。

第二，它必須依靠體制外的力量來完成。甚麼是體制外力量？這是指在現有機制內找不到公開檔支持的權力。為甚麼鄧小平能指定胡錦濤接江澤民的班？因為他有實際權力，而他的這種實際權力是在現有黨、國機制內找不到公開的檔所承認的[2]。為甚麼江澤民能指定習近平來接胡錦濤的班？這同樣是因為他至今仍擁有實際的軍權，而這種權力也是在現有黨、國機制內找不到法理依據的[3]。換言之，這種接班模式，仍然得靠一種不正常（指在公開體制內找不到依據）的最高權力來保證其實現。只要這種體制外權力存在一天，中國的政治制度就無法改進。

因此，從中國長治久安的角度看，我們仍然必須反對這種權力交接安排。

註釋：

[1]1991年11月《求是》開始刊登文章公開批判“白貓黑貓論”，指出“貓論”會令社會主義“翻船”。

[2]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錄，中共13屆一中全會通過決議，賦予鄧小平這個體制外的最高權力，但作出這個重要決定的黨內文件卻從來沒有公佈。

[3]根據《解放軍報》2008年12月9日刊載總參謀長陳炳德撰文回憶汶川大地震救災的日子，文內六處提到“胡主席和軍委首長”的共同批示，說明江澤民在卸任軍委主席後仍然握有最高軍權。這就是筆者所指的體制外權力。

（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