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年之中，中國以北京奧運緊接著上海世博會成為全球焦點，其成功乃至輝煌全球無出其右者。

剛剛閉幕的上海世博會用職業外交家吳建民的話來說“影響更勝於北京奧運會”。如果說，北京奧運會某種程度而言是中國的“獨舞”，其翩翩舞姿與風度令世界傾倒；那麼，上海世博會則是中國領舞的全球集體舞，穎脫而出的依舊是中國。然則“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習慣於以大型活動牽引前行的中國迎來恐怕30年不會有主辦世博會、奧運會這樣盛舉的“空窗期”，輝煌之後的平淡有三大考驗亟待通關。

“中大矛盾”“小大矛盾”“大大矛盾”

三大考驗的第一項為“中大矛盾”，“中”為諸侯，“大”乃中央。還以上海世博會為例：星羅棋佈的138個場館，外國（含境外地區）自建42，中央要求按慣例只保留中國國家館、主題館、世博中心、世博文化中心4館，餘皆拆除。國務院辦公廳並於3月4日下文《關於上海世博會外國自建展館有關情況的通報》，諭令地方各級政府、有關單位不要就“外館”異地遷建、重建與外方接觸和商談。原因乃在少數國家以“保留自建展館，或異地遷建、重建，整體拍賣牟利或逃避、轉嫁拆除費用”。而偏偏“仍有少數地方、企事業單位公然與外方接觸和商談，有的已就資金等細節達成初步意向”。此僅為諸侯與中央博弈“滄海之一粟”。中國房價高企百姓苦不堪言，中央出台對策梅花間竹，皆泥牛入海，原因亦在諸侯賴高房價自肥，中央不能斷臂則只有吞聲。類此還有“低碳指標”的執行，要地方配合“關停並轉”高排放企業、工廠，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諸事皆難。這一矛盾能否解決與緩和關乎17大五中全會所提“轉變生產方式”的成敗。

第二項為“小大矛盾”，“小”為百姓，“大”仍為中央。文革時期以至改革開放初期，“均貧之下的人人平等”成為社會穩定器，而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財富逐步增加、貧富差距擴大，中國進入周永康所言“社會矛盾突顯期”，民事糾紛攀升，官民摩擦加劇，民生難點浮現，在在考驗中央。與此同時，金融海嘯昭示中國必須儘快改變對外貿的過度依賴，啟動內需，但大幅提高百姓（工資）收入藏富於民，迄今（包括五中全會）未見大動作。這一矛盾能否解決與緩和關乎社會穩定全局。

第3項為“大大矛盾”，第一個“大”為中央，第二個“大”仍為中央，即政治體制改革要不要“大動靜”。中國的政治體制要適應改革開放30年經濟基礎脫胎換骨的巨變而改革，誠所謂“上層建築要適應經濟基礎”，應是“13億人的共識”，問題只在如何改革，根本又在如何實現“人民當家做主”。中國在基層開展了一段時間的民主試驗，局部嘗試直選，今後能否邁開步子循序漸進用若干年將民選由鄉鎮向縣一級推開；再用若干年向省一級邁進……由此實現對腐敗治理的根本性監督，推動全民對國家治理的參與度提昇，開啟民智的飛躍，令人拭目以待。

“空窗期”的外部矛盾同樣嚴峻，上海世博會將中國推上巔峰並非為全球各國個個樂見，美國正是在中國世博會籌辦期逐步加大遏制中國的力度；日本在上海世博會攀升至璀璨之頂時製造釣魚島事件，逆轉民主黨對華友好的傳統；歐盟在對華貿易中升高不和諧音；印度的不時“搞怪”；南海的暗濤洶湧……中國都要一一善應。

“空窗期”依然大有可為

不過，以上均為中國“前進中的羈絆”、“成長中的煩惱”，正如中國在上海世博會之際成為全球GDP第二大國，中國在“空窗期”依然大有可為，前途依舊美好。（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