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1月1日，日本NHK電視台在晚上7點新聞時間以嚴峻口吻報導了兩宗涉及日本的領土問題。一是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破天荒首次訪問和日本有主權爭議的北方四島。二是中日撞船事件的錄影片段在日本國會向部份議員播出，顯示中方船隻故意衝撞海上保安廳艦船。報導稱，兩宗事件對日本國家安全構成重大挑戰。

時間彷彿倒流到了明治時代。在近年來讚美明治日本的司馬遼太郎歷史文學作品《坡上之雲》熱賣的背景下，日本似乎又感到了來自中國和俄國的威脅，埋在記憶底層的受害意識在近兩個月來又慢慢浮現。

外交敗北
受害意識浮現

日本國內對這次中日撞船事件的認知，以及由此浮現的受害意識，首先是放在近年來中國崛起的背景下來考量的。自去年起，日本國內主流安全問題專家就認為，2008年以來，台海局勢因國民黨馬英九當選總統而大幅緩和，但中國的軍費仍然居高不下，僅次於美國，而且其軍事建設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如海軍計劃建造航空母艦）。日方認為，基於歷史問題和政治體制不同，中國將來會如何使用國防力量，仍不明確。今年4月，由10艘艦艇組成的中國艦隊大規模南下訓練，並和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艇在沖繩附近海域近距離對峙，更加強了日本對中國的戒心。因此，這次中日撞船事件發生後，日本國內即有意見認為，這次中國的強硬態度是其海洋擴張戰略的一部份，日本釋放了船長但中國仍要求道歉賠償的外交要求是不可理解。不少評論結合近年來中國在南海扣押越南漁船、北京對諾貝爾和平獎的強硬態度以及10月中國在河內突然取消中日首腦會談，指出必須警惕中國的對外霸道行為，希望北京在國際上的表現應更像個成人。11月最新出版的《東洋經濟》週刊以“令世界煩惱的中國”為題，將中國視為世界各國必須處理的問題加以分析。

菅政府在這次事件中的外交敗北，亦是日本受害意識浮現的成因之一。這主要和日本決策體制問題有關。傳統日本決策模式是自下而上的群議，領袖只是各個意見的協調者，而非最後拍板的決策者，協商能力有餘，決斷能力不足。在日本政壇，除了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純一郎，大部份首相都是傳統型日本領袖。群議決策模式的好處是能有效吸收下屬意見，但弊處是各省廳獨立性強，各自為政，首相內閣府整體戰略統合能力不足。菅直人政府在此次中日撞船事件中的決策，是典型的自下而上式。據朝日新聞社旗下的時事週刊《AERA》10月的報導指出，9月事件發生後，外務省並未將中國方面再三的壓力傳達至首相內閣府。11月3日的《讀賣新聞》亦披露，菅直人向黨內要員抱怨，外交情報根本收集不上來，可見日本政府內部決策混亂。針對這一問題，日本輿論批評菅政府外交經驗不足，以至令中國步步進逼，並間接令俄國看穿日本外交底牌。在以上“厭華受害意識”的背景下，菅政府的支持率下跌至接近三成，加上中日撞船錄影片外泄事件，菅政府在日本國內政治上已無讓步空間，未來日本對華外交能維持現狀已算不錯。

美國的微妙角色

日本以上基於受害意識的對中強硬情緒的唯一抑制，是美國。一般認為，美國在本次事件中在背後煽火，鼓勵日本挑釁中國。但目前來看，美國對華政策的大致方向沒有戰略性改變，即維持“遏制”（containment）和“接觸”（engagement）兩手策略。由於深陷國內經濟困局和阿富汗戰爭，美國自2009年以來實施全球戰略收縮。面對中國近年來越發自信的外交出擊，美國意圖以各盟國牽制中國外交攻勢，但並無意捲入和中國的直接對抗，其狀態即北京常謂的“鬥而不破”。2008年，《日本經濟新聞》資深政治記者秋田浩之出版《暗流——美中日外交三國志》一書，披露中美其實較中日保有更為密切的高層外交溝通管道。秋田指出，美國國內以基辛格為首的對華協調派對共和、民主兩黨政府都有影響力，在歷次危機時扮演高層溝通橋樑，令兩大國避免直接對抗。同樣，當前美國的外交主將希拉里在2007年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就明確表示：“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將是本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可見中美關係的戰略高度。因此，在這次中日事件中，我們看到華盛頓一面向東京承諾日美安保第5條適用於釣魚台，另一面又希望中日兩國和平解決領土問題。日本釋放中國船長，很可能亦是美國的意思，希望避免危機升級。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日本在中美兩大強權間的戰略選項不多。日本對美國在軍事上的依賴，令東京很難獨自對外採取軍事行動。只要美國未視中國為決定性威脅，日本對外軍事冒險的可能性不高。（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