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爸是我爸，李剛是李剛。”據說這是中國2010年最為悲摧的網絡惡搞詩。李剛是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分局原副局長，其子李一帆在河北大學校園內醉駕肇事，致兩名女生一死一傷之後，說出了“我爸是李剛”這句網絡名言。這句話在轉發過程中成為“官二代“作惡多端、無法無天的象徵符號。無數人因此而作身世之慨，對自己的父輩恨鐵不成“剛”。

然而，回首2010年的時候，我看到了這句話的另外一個方面的含義，那就是很多人開始把自己和“李剛”（事實上或者想像中的不正當權勢）區分開來。從這些區分的努力中，我們可以看到，“我爸是我爸”不再是對命運的抱憾，而是為自身的獨立和清白感到驕傲。

在我看來，中國的2010年以始於谷歌事件，終於諾貝爾和平獎。這年頭年尾兩件事情互相呼應，連成與某種強大勢力進行切割的一條線索。谷歌公司退出中國市場最能讓人接受的理由，至今仍然是商業上的失敗。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在1月的刺骨寒風中，很多網民趕到谷歌的北京辦公樓前敬獻鮮花，並高唱《草泥馬之歌》。

百度的確從谷歌的退出中獲利甚豐，但它的股票增值幅度還是比不上新浪。新浪今年最耀眼的成績是微博。在飯否被關、推特被墻之後，新浪微博的崛起是一個奇跡。它見證了新浪如何適應中國特色的網絡環境，也見證了網民對話語平台的如饑似渴。從普通網民到媒體從業者，從地產商人到娛樂明星，所有人似乎都在一夜之間變成了話癆。在這個話語的實驗場中，對話的規則讓位於事實的呈現。

發生在9月間的江西宜黃自焚事件中，媒體從業者綜合運用傳統媒體與微博的優勢，使輿論監督達到了一個新的境地。一夜之間，成千上萬的網民關註一個叫“鐘九如”的網絡新ID。強行拆遷造成一死兩傷的自焚悲劇之後，鐘家姐妹在赴京途中，竟然遭到官方40餘人的圍追堵截。她們在得到記者幫助抗爭的過程，在微博上全程直播。此後受傷者也通過微博尋求救助，直到今天這份關愛都還在延續。

強制拆遷遍地施暴，悲劇連連。其行為之粗野和卑劣，往往令人難以置信，而且還是以地方政府的名義。不僅現行“拆遷條例”重重違背現有法律，而且執法權竟然可以移交給地痞流氓。因此“拆遷條例”的“變法”難產，讓更多的人看透了政府。更名為《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新法，被輿論認為是當下最急迫的事情，可是在1月29公開征求意見之後就不見蹤影，直到12月15日才突然鉆了出來，第二次征求意見。這中間，野蠻拆遷事件一直在持續發生，悲劇從被拆遷者自焚發展到拆遷者被刺。

多少有點諷刺的是，如此艱難孕育的新的“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並沒有惠顧到佔中國土地絕大多數份額的農村“集體土地”。正是這些沈默的土地上，記載著中國最大的不公正。改革開放前，農民把土地上的大部份收成上交國家來支援城市；改革開放後，他們離開土地把身體挪進沿海的工廠來支援城市。他們的子女們，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卻被人叫做“新生代農民工”。到了2010年5月，他們發出了和父輩不同的聲音。一方面，他們接二連三第從深圳富士康工廠的宿舍樓頂跳下，沈重地落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雖然血跡很快被打掃幹凈，可是肝腦塗地的聲音烙印在無數人的心頭。於是在另一方面，就在相距不遠的佛山本田公司，爆發了罷工事件，並且工人代表與資方實現了較為成功的談判。

產業的升級換代，是中國經濟歷年來的重要問題。在往年的討論中，只有政府、專家、經濟發展和國家利益的身影，而今年這些跳樓和罷工事件，讓人們聽見了產業工人的聲音。他們不願意僅僅被當作生產要素，而是呈現為要求公民權利的個體。隨後，罷工事件在很多地方出現了不成功的複制。

這些聲音往往被當作是社會不安定因素，事實上他們是向上生長的力量。真正令人不安的是長期被壓制的情緒或者未能得到救治的疾病，轉換成屠殺弱者的暴力。在福建南平、陜西鄭南、江蘇泰興、山東濰坊都相繼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屠童事件，突破了人倫道德的底線。

並沒有清晰的證據表明，這些殘忍的屠童者心懷對政府的不滿。但是，在民間輿論中，政府官員紛紛成為“替罪羊”，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前面右轉是政府”。這種現象在2010年有了一個新的稱謂，叫做“王家嶺後遺症”。3月份山西王家嶺礦難發生之後，政府組織了有效的救援，115名被困礦工獲救。但遇難名單自始至終未能公佈，而且疑點甚多，使得政府信用大打折扣。

民眾自身的信用和信心，則在“11.15”上海靜安大火之後得到了重建。火災後的“頭七”日，數以十萬之眾的上海市民手捧菊花，自發走向火災發生現場，就這樣開始走向公民社會。（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