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期電影《讓子彈飛》成為話題，每個人也有獨自的解讀。香港觀眾的解讀當然比不上國內，我們的文化語境自然局限了我們的感受。可是一些入門級的電影符號解讀，譬如開場的“馬拉列車”是馬列主義，開場就翻車，那麼背後的意思，自然教人想入非非。不過，這樣解讀的話，完場時候“馬拉列車”再度出現，又當作何解釋？不知道是不是自有當代中國電影以來，這類“深層解讀”成為作者、觀眾與檢查當局的一場永無止境的角力，也因此這些中國電影解讀，愈來愈有趣，愈來愈深，也愈來愈累人。

中國電影解讀愈來愈累人

或者只有虛構的國度、虛構的時代，才有這種層層解讀的電影。當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民眾，每天生活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謊言中，才會有如此複雜離奇的故事。既然日常社會與政治運作，都是謊言，那麼文學、電影這些賣弄虛構的行業，又如何自處？

村上春樹的得獎演說“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早前很多人引用了他“雞蛋與牆壁”的比喻，倒是沒有什麼人留意他的討論重點是，一個依靠謊言得到收入與讚賞的職業小說家，與政治人物的分別在哪裡。他以“今天，我不打算說謊”作為開頭，然後說：

小說家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

“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也因此，小說、電影雖然是賣弄虛構，但作家的本質是“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而作家“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在一個虛構的國度、虛構的時代，要顯出社會現實感，也就只有如此荒誕離奇，有著無限解讀與詮釋可能的電影才能做到：我們只能以更離奇的謊言去應付謊言。

看完《讓子彈飛》，令我想起剛剛在香港重演的日本話劇《笑之大學》。故事背景是日本戰時，同樣是在謊言的時代，而劇中的作者與審查官，在不斷的交涉與妥協過程中，審查官無理刁難，令作者的喜劇愈來愈荒誕離奇，愈來愈好笑。或者，要理解諸如《讓子彈飛》這類中國電影，重點根本不是誰的解讀更深刻、誰的詮釋更符合作者原意。重點其實是，作者、政治審查與觀眾三者，根本不能坦誠相見。正如電影之中的土匪、土豪與師爺，到了最後，根本就不知道誰是誰；又或者誰是誰，根本就不再重要。他們唯有透過謊言與解讀的較量，才能維持一場永無止境的戲。而這場戲，卻以真實的人命與感情作為代價。

誰說人生如戲？社會生活，與演戲的不同是，後者可以叫“cut”，而社會生活卻不能叫停。或者我們期望這個謊言的時代、荒誕的社會快點成為過去，好讓這些無限解讀的循環，成為永遠。

不過，生活沉悶，或者，還是讓子彈，多飛一會兒，比較好？（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