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果不是因為要準備鄧小平逝世14週年的稿子而翻閱從互聯網下載有關政改評論的斷篇殘簡，我實在意想不到中共元老彭真是中國村級選舉的重要推手。彭真於1997年3月2日逝世，時距鄧小平去世僅11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重點置在經濟建設，然而經濟發展若不能輔以政治民主化，則終難長治久安，這也是溫家寶總理近期多次講話重申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可惜迄今錢鋼編著《政治改革大博弈――溫家寶七談政改風波》一書尚未到手，否則可做較具體的參閱）。

但是，中共的特殊體制，經過數十年政治鬥爭，民主化又談何容易？因而，村民選舉有如脆弱的民主化新芽，正是觀察中國有否漸進實踐“第5個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彭真是村民選舉的重要主催者，值此關鍵時刻，可以談一談這個題目。

美國、德國等民主先進國家的若干人士對中國的村民選舉，似頗寄以期望。今年是村級換屆選舉年，能否實現基層政權的平穩過渡，成為中外關注的焦點，也因此一些西方人士透過各種民主基金會撥款實地考察，提供建議，其目的是希望8億中國農民的民主意識能逐漸萌芽，甚至希望有朝一日，村民選民能向上發展至鄉鎮、縣市，甚至省級的自治選舉。就在這個月，美國前總統卡特及其中心代表將赴中國考察村民選舉的作業，而美國共和黨組團考察者更早已絡繹於途。外國都如此重視中國的村級選舉，關心中國民主發展的海外人士也應多關注、多瞭解大陸百萬以上村級選舉的發展實況。

中國村級選舉在1982年修訂憲法時，在第111條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選舉產生。”不過，雖然憲法規定下來了，一直要等到1987年人大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後，才在各省依各自狀況陸續實施。彭真是村民選舉的催生人，他早年在抗戰期間的共產革命根據地當一把手時，就實施過村民選舉；當時他准許三分之二村莊開放選舉，共產黨只要控制三分之一即可。彭真經過文革的慘痛教訓，出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之時就迫不及待地推動這項最基層的地方自治。各省在中央民政部不斷催促下，才勉強動了起來。各省委書記不願過早辦村級選舉，是怕一旦村民自主，就會摧毀黨村委書記的領導權威。事實上經過20多年的數屆選舉，全國大約四成的村主任是由非黨員當選的，共產黨員當上村主任佔六成，這對黨領導一切的堅持已經大打折扣了。雖然非黨員當上主任後，又有兩成入了黨；所以在100多萬以上的各村級選舉，只有20多萬村主任是非黨員，並沒有有過份的削弱共產黨對村級的控制。在此種情勢下，各省書記才願意配合。

中國大陸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農村又有封建家族傳統，加上共產黨60多年一黨專政統治，讓農民相信村選舉不是騙人的走過場遊戲，委實十分不易。因此，全國各地的發展遂極不平衡。福建、吉林、遼寧及山東省進展較好；廣東、廣西、海南及雲南省較差。有些地方確是競爭激烈，例如福建某村選舉，村民一票可以賣到近千元人民幣的高價。也有些村子，請人當主任，還沒人願意。換的說來，大概一成的村子，屬比較像樣的民主選舉，三成大體及格，三成則是半真半假，另有約三成完全由上級黨部指定。

這樣的成績當然不能令人滿意，可是考慮到中國文盲多、普遍貧窮等實際情況，大家不必太灰心，畢竟農民的民主自決意識，需要假以時日培養，才能萌芽。

檢討各省的實踐結果又發現，太富的省如廣東，成績卻差；太窮的省如廣西，也不好；反而是不好不壞的地方，農民的參與意識較為健全。這些各地方鄉鎮企業、村辦企業、村民分攤公益稅捐很有關係，越是經濟發展與村民利益息息相關者，民主實踐越真實。有些村民個體戶首先拿出大筆錢作為競選抵押金，他們誇下海口，如果當選村主任以後，卻完成不了上級分派該村的稅捐，寧可用抵押金去賠。但是，如果完成交付指標後，村主任對村企業的盈餘也可以抽成。因此，村民可以比較，看哪一位更能讓自己少交稅，再決定投誰一票，不少非黨員的個體戶是靠這種承諾選上的。

此外，中共也利用村民選舉發掘特級人才，減輕黨與農民之間的巨大矛盾。彭真當初的設想，在一定程度內是作到了。當然，在矛盾過份激烈的地方，村主任不聽村委書記的話之類事件層出不窮，稀釋了中共對村的掌控，這是“越選越真”的必然結果。（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