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台灣只要談到大陸，就有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獨派以這種優越感做為台獨的感性基礎，國民黨不敢搞台獨，但也以這種優越感做為獨台或拒統的基礎。這種優越感裡，台灣相對比較富裕一直是核心元素。

也正因此，台灣最喜歡的就是大陸的負面新聞，因為這些新聞證明了台灣的優越；台灣最討厭的就是兩岸互動中顯示大陸也有不錯一面的新聞，例如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大陸說什麼“因為是兄弟，所以才讓利”，台灣就假裝沒聽到，而只是宣傳說是自己的談判技術厲害雲雲。如果大陸讓得太多，台灣官方就會宣稱這是對台灣在搞統戰。

台灣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風格，其實都是優越感在作祟。“八八水災”時大陸表示要到台灣來幫忙救災，這怎麼可以，別國可以，大陸絕不可以，這是統戰，但真正的原因還是優越感在作祟。

最近，大陸富豪陳光標的“大陸愛心企業家感恩之旅”到台灣，儘管他特別在胸章上印“低調之旅”，但大陸富豪到台灣捐錢行善，單單這一點就使得他此行低調不起來：

——在以前，台灣號稱“台灣錢淹腳目”（台灣錢多到把腳背肉都蓋住了），但近年來台灣社會M形化日益嚴重，富的人住豪宅開名車吃大餐，而窮的人已窮到了貧窮邊緣，每個月家庭所得台幣3萬，人民幣7000的至少有300萬戶，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街友），靠政府微薄補貼的獨居老人和低收入家庭，前年受到服務的為55萬人次，去年已增至72萬人次，今年台北市為這種人所辦的年底聚餐，席開2000桌，比去年增加了1000桌。台灣社會的貧窮化，已使得台灣在富裕上的優越感大打折扣，雖然台灣的窮人畢竟還是比大陸的窮人好，但相對於大陸中產家庭的興起，台灣富裕的優越感畢竟已難持續，這時有個大陸富豪到台灣來撒錢行善，許多人自然大受刺激，陳光標到台灣惹出一陣喧嘩，優越感的失落，無疑的是個重要原因。

台拚命宣傳低調行善優於高調

大陸早已習慣於“我們是兄弟”、“祖國”這種口頭禪，陳光標到台灣，演講稿裡“祖國”出現了4次，還有“祖國的溫情”、“祖國是台灣的靠山”這種話，縱使國民黨的御用媒體都無法消受，當然更別說台灣的獨派更認為他到台灣撒錢行善是在“羞辱台灣人”了。陳光標到台灣是搞慈善統戰或羞辱台灣人，無疑的已成了許多政治人物心中的情結。最荒唐的是台灣的陸委會，既不敢拒絕陳光標到台灣，但又怕被民進黨說是在幫大陸搞統戰，羞辱台灣人，因此也必得講一些奇怪的酸話，在他的高調慈善上做文章。意思是說台灣的低調行善才是更優越。

因此，區區一個陳光標，把舊曆年前的台灣搞出一堆慈善口水，關鍵即在於他到台灣撒錢搞慈善真正傷到了台灣那種自以為是的優越感。以前的台灣總體而論是比大陸富，因此富台灣人娶得起大陸的女明星，現在則是大陸的富人多了，大陸的豪富人家已開始娶台灣的美女明星，這是兩個社會貧富易位的象徵，而陳光標的大陸富豪到台灣撒錢行善，由於更涉及到社會面，將台灣窮人愈來愈多的這一面揭露了出來，將那種自以為是的虛假優越感撒開，對於有優越感的人，這簡直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事，台灣拚了命在宣傳低調行善優於高調行善，只不過是替這種優越感留住阿Q式的顏面罷了。

陳光標到台灣，觸痛了台灣的優越感假象，也惹出一堆高調行善和低調行善的口水，這時我們已有必要回頭看西方過去200年由“慈善事業”（charity）轉型到“人道公益”（philanthropy）的轉型了。

在西方民族國家形成前，現代國家的功能不彰，諸如濟貧救助等事情皆由教會及富人成立的慈善團體為之，這也是低調行善的階段。但自從資產階級興起，現代國家形成，濟貧慈善已成了政府的社會政策，這時候資產階級的社會責任遂必須轉型，這種轉型最成功的乃是美國。

而皮波迪（George Peabody,1795-1869）乃是第一人。他是農場工人及皮革工人之子，後來致富，最先也是帶許多錢看到貧苦地方就惻隱之心大發，撒錢濟貧。但很快他就覺悟到濟貧應是政府的事，富人應該做提昇文教，更具有未來性的事業，於是他捐書耶魯大學自然史博物館、巴迪摩爾市音樂學院，資產階級高調搞人道公益，做比政府更先進的事遂成了至今的主流價值。鋼鐵大王全世界捐建圖書館及成立國際和平基金會，豪富捐書博物館和一流大學是種新的人道公益。他們皆高調為之，甚至還彼此做公益競賽。巨富豪門不搶政府的慈善角色，因為這會妨礙政府的進步，他們只做比政府更超前的價值創造的事業。從這個角度而言，台灣的高調行善和低調行善的口水戰，可以說連人道公益的邊都還沒有沾到，它所碰到的只是優越感這種自以為是的假問題而已。

近年來，兩岸形勢已主客易位，台灣的優越感正在快速失去。“十二五”規劃大陸高新科技為重點，也將加強扶植它的中小企業，大陸的發明力及創新力已在竄起，國際產業界因而有了“節儉式創新”（frugal innovation）這種說法，但台灣卻仍在優越感中志得意滿。陳光標的一趟台灣行，其實已在默默中說出了許多事！（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