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古代中國的神話英雄裡，我對包青天一向最不以為然，他似乎天生異稟，每件案子他只要一看就知道有沒有捏曲，然後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擺著侍候，經過巧妙的設計，莫不能讓真相大白，元兇伏法。我的疑惑是，包公傳奇都是記錄那些正面的故事，而在那些正面故事之外，他每次開堂問訊，在威武森嚴的氣氛下，有多少人早已嚇得屁滾尿流，兩句話一問，早就一五一十的按照胥吏的訊問邏輯把案情從實招供。意思是說，在包公傳奇之外，那沒有被寫成故事的冤假錯案可能更多。

有一則宋代學問家朱熹的負面傳奇故事可以做為證據。朱熹未發達前，在福建做過縣令，他這種人天生嫉惡如仇，總以為大戶人家與小戶人家有了糾紛，一定是大戶人家欺壓小戶百姓。於是有個小戶刁民投其所好，遂設計了一起巧妙的訟案。該小戶刁民覬覦某大戶人家的風水寶地，他事先把自己家的祖先墓碑偷埋在那塊風水寶地裡，然後報官說是大戶人家侵佔土地，朱熹開堂受理此案，一開堂二話不說就認定這是大戶豪強在欺壓百姓，最後判決大戶敗訴，土地歸那個小戶刁民。做了這個判決後，朱熹還以替天行道而自鳴得意。過了一陣，朱熹微服出訪，得知老百姓都在以笑話看他的判決，於是懊惱不堪，有一天自己去踏勘那塊風水寶地，果真是個好地方，於是他向上天祝禱，“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當天夜裡，該地下雨，一聲霹靂，該地被雷打成一個水塘。老天爺幫朱熹解決了他誤判亂判的難題。

檢審人員與疑犯
權力極不對等

由包公和朱熹的故事，顯示出在法律關係上，司法檢調審判人和嫌疑人之間，實在權力極不對等，因此雖然在說法律上是“在罪證確鑿前所有人皆應視為無罪”，必須“罪疑唯輕”和“無罪推定”，但事實上永遠是檢察官和審判官的權力最大，他們怎麼想和怎麼做，常會形成一種自以為是的封閉循環圈，嫌疑人經常只得屈從。

這種情況不但中國如此，美國亦然。我最近讀了哈佛大學教授芭芭拉．凱勒曼（Barbara Kellerman）所著的《壞領導》一書，她即把檢察官出身的紐約市長朱里安尼歸為“無情”（callous）的壞領導。朱里安尼出身紐約的檢察長，任內很懂得搞司法秀，每次抓人都帶著大批記者大做其秀，因而爆得大名，因而當選市長。但此人當選市長後其殘酷無情的一面卻暴露無遺，他認定黑人是壞人，縱容警察暴力，使得紐約人權標準大幅滑落，他的政治生命也到紐約市長再也無法上去。他就是那種檢察官自以為是的典型，這種人是不可能有什麼人道和人權概念的。

而這種情況，台灣在舊曆年前也發生了一起，此案對全世界都有啟發性。此案是，15年前，台灣空軍作戰司令部發生一起5歲女童姦殺案，此案發生後，軍方找到一名江國慶嫌疑人，於是千方百計將各種罪證往他身上套，有利於江國慶的證據則全部不理會。軍方甚至嚇江國慶，如果他自己爽快承認，這個案子就會輕判。由於江國慶是個小士兵，哪懂什麼厲害，於是全照別人的劇本演出，見到大官也承認自己犯罪，他真的相信軍方辦案者的話，只要自己承認，大案就會輕判。殊不知由此一來，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此案在事件後一年不到即審判，他被判死刑，1997年被執刑鎗決。

但幸好江國慶的父母從頭至尾就相信兒子的無辜，他們以受害人家屬的身份詳查此案檔案，又查到另一士兵曾在另一案件時供出他才是兇手，但那個資料軍方根本未加理會。於是江的父母遂到處陳情喊冤，終於到了最近，江國慶案重啟偵辦，認為15年前的偵辦與審判全都是誤辦誤判，意思是說他是冤死的。這起冤假錯案，過了15年後終於真相大白。原因就是他的父母堅信兒子的清白，鍥而不捨的喊冤喊了15年，終於老天有眼，冤曲得雪。

在台灣，雖說社會進步繁榮，但任何人都知道台灣的司法檢審之黑暗也是有名的：

——台灣一發生重大案件，檢察官認定什麼人有罪，他就永無寧日。他如果不承認，檢察官就會對媒體放話，宣稱嫌犯奸詐狡猾。根據他們的邏輯，他們認為你有罪，你就是有罪，如果你不承認，就是奸詐狡猾，法律書上所說的“無罪推定”“罪疑唯輕”這種道理，在現實上其實是不存在的。

——在台灣，會看報紙的人都知道，當檢警宣稱他們抓到犯人，犯人最後終於被辦案人員曉以大義後“突破心防”，所謂的“突破心防”只是一種委婉修辭而已，它真正的意思是“疲勞偵訊”或“刑求”。

——在司法辦案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種邏輯始終頑強的存在，當嫌疑人被補，檢察官和警察就會用這句話來嚇嫌疑人，宣稱坦白了就沒事，於是許多人遂莫名其妙的中了計，莫名其妙的被求了刑。由江國慶的冤案已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他就是上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句話的當。在法律上，坦白絕不可能從寬，它是死路一條！

江國慶14年前被鎗決時只是個21歲的小兵，它莫名其妙掉進了司法這個大黑洞裡，莫名其妙的冤死，這起案子是台灣的恥辱。它顯示出台灣要司法清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