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當世人在電視上看見以色列軍方轟炸巴勒斯坦人，又看見巴人以血肉炸彈報復以色列人時，那股扑面而來的濃烈血腥氣味，不但使人深感震驚，也莫名其妙地形成了世人的道德罪惡感與良心負擔。於是，在種種壓抑下，著名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遂憤然寫下《從奧斯陸到伊拉克及路線圖》（From Oslo to Irap and the Roadmap）。

這位在西方社會為巴勒斯坦人仗義執言的思想界巨擘，是從他族群角度來解讀中東局勢的演進。當時北愛爾蘭各方在美國的強力調解下，終於達成和平協議，為西歐唯一一個種族宗教衝突的地區，譜下了和平交響曲，薩依德盛讚北愛和平協議可作為挽救中東和平進程的借鏡。以阿衝突是後冷戰以來，美國介入強力斡旋的重大區域種族對抗中，唯一失敗的案例。波斯尼亞、北愛爾蘭是高強度衝突地區，先後偃旗弭兵；中強度衝突的韓朝、印巴及台灣海峽也處於可控制的範圍內，只有以巴衝突不買唯一超強單邊主義“國際新秩序”的面子。關鍵因素在於美國調停其他衝突時，並無明顯的偏頗，因而較有正當性，然而在以巴問題上，美國立場一貫地、明顯地、強烈地左袒以色列，以致失去公正第3方的公信力與正當性。薩依德對此提出了強烈的批判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90年代末，在種種壓力下，美國終於稍微、暫時地擺脫了“以色列情結”，在安理會提出“巴勒斯坦建國案”，並以14票對零票獲無異議通過。以阿雙方得知決議案後咸表歡迎，因為誰也不願背上破壞和平的罪名。

然而，前景那麼樂觀嗎？以色列建國後打了3次中東戰爭，留下血海深仇。後至70年代，巴人以恐怖活動提醒世人他們受到不公待遇和悲慘處境。80年代末到90年代，巴人的奮戰產生質的改變，目標轉移到奪回以色列佔領地上，此即所謂“因地法達”（Intifada）。由於巴人四處流竄，給阿拉伯國家帶來很大的困擾，也因為阿人回教徒的兄弟情誼，巴人建國已成為阿拉伯人的共同願望，包括如伊拉克、伊朗、沙地等敵對國之間的共識。奧沙馬也以此為目標之一。由此可知美國要聯合阿拉伯國家反恐、反伊拉克，不能不支持巴人建國。

在當時這種大氣候之下，各相關國家都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美國內有強大的猶太人壓力團體，外需以色列為它在中東撐起半邊天；可是又有反恐任務蓋頂，亟需阿拉伯國家的聲援，尤其是沙地王儲提出和平方案，甚至把美國的反恐與希望對伊拉克動武爭取沙地支持一事與巴勒斯坦人的問題掛鉤，迫使美國不得不提出解決方案。

巴勒斯坦人死地求生，他們以人肉炸彈求取報復平衡，尤其出現女烈士的拋頭氣顱灑熱血，對西方國家產生莫大之震撼，但薩依德認為這是“無知”的行為。巴人的苦肉計在至少兩個戰線上得到勝利：首先，增加以人死亡數字，使一向有重視生命之傳統的猶太教愈來愈難接受，以色列主和派遂壓迫總理夏隆停止武力行動；其次，把美國及西方國反恐而轉移的注意力再吸引回來。

其實，以色列低頭並不全然是薩依德所形容的“走上窮途未路”，以國內部的政黨劇斗，也因巴人的悍不畏死和美國的壓力而表面化，夏隆因而面臨左右為難甚至左右夾攻的困境。在夏隆的聯合政府中，強硬右派國家聯盟黨已因夏薩讓阿拉法恢復行動自由，並不再堅持必須完全平靜7天才同意美國斡旋停火的要求，憤而退出政府。溫和派的聯合黨也因夏隆不停對阿拉法施壓動粗而與其公開決裂。在左右夾攻的態勢下，夏隆的政府已遭削弱，很難頂得住聯合國和美國的壓力，讓巴人建國似已不可抗拒，接下來是如何建國、疆界如何劃定等技術性的爭議。

基本上，薩依德的中東和平路線圖的論述是樂觀的，前提是美國必須強力介入，而由美國的強力介入，也證明了與薩依德同時期的社會學者尤利（W. Ury）在《第3方》一書中所建議的：第3方可以是調停者、仲裁人、平衡者、醫治者、供應者、證人、裁判與維和者。美國所扮演的幾乎含蓋了上述8種角色，也因此是迄今唯一有此能力斡旋中東和平的國家。

薩依德曾揚言若巴勒斯坦不建國他誓不回約旦河西岸，至到2003年他抱憾離世，他始終未再踏足西岸。8年來世局多變，美國偏袒以色列故態復萌，美國在中東的盟友穆巴拉克已倒台，巴林、沙地、約旦局勢也岌岌可危，以巴對峙又將陷入複雜難測的旋渦中。正如著名的中東學者相納．路易斯（B. Lewis）在《中東》一書中所預測的：中東面臨的兩大危機是“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和“政治和社會的危機”，後者指的是共識崩解的後果，目前突尼西亞、埃及等翻天覆地的革命就是以失去共識為前提的。這或許是薩依德生前所無法預料到的吧！（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