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我先後接到兩個電話。一個來自行政人員，要求我拿護照去複印一下，說是出國報備的需要。我以為，這是針對報社所有職員的新政策。另一個來自行政總監，像往常一樣友好，說是有事要找我談談。

坐下來之後，我被告知，經有關部門查實，我多次“私自出國”，違反報社規定，理當處罰。我這才知道，兩個電話說的是一回事。查看護照，“私自出國”純屬子虛烏有，大家都有些驚訝，不知道有關部門的工作是如何搞的。又被告知，因我一直寫批評文章，報社壓力太大，極需“切割”。又建議說，能否“自我冷凍”，一兩年不寫文章，以保住職位，我拒絕。

對於“私自出國”的誤會，我以為至少會得到一個道歉。可是沒有，而是“那就交給集團處理吧”。

隔日執行總編等人約談。我被告知，南方報業集團已找到“合法理由”，那就是查到和我簽訂的勞動合同快到期了，因為再也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崗位”，不再續聘。

我聽完之後，說了3個意思：第一，我對你們找什麼理由不感興趣，因為法律、規章和合同，此時已成，或者說一直都是“以法治人”的工具。對於此理，當若干地方官員以懲罰謠言為由，跨省追捕揭露其貪腐的網民時，南方報業的媒體發表了多少報導和評論，獲得了多少喝彩，賺得了多少利潤？自己做起同樣的事情來，怎麼就不知道臉紅呢？對此，我表示鄙視。第二，我在南方報業前後工作共計10年，3次被要求離職，但是我沒有愧對自己的工作。從報社的利益角度看，我也為你們掙名掙利無數。不過，如往常一樣，我願意就我的工作對諸位個人帶來的麻煩表示道歉。第3，不要以為趕走了我，諸位就太平無事了。媒體的本份，就是要拓展言論空間。打壓言論自由，受害者是所有媒體人。

這一天是2011年1月27日。年逾不惑的我，再一次失去工作，難免有些憂傷。不過，待在這個地方，早已令我厭煩，離開也是一種解脫。我年輕時精力充沛，走過不少地方，幹過很多工作。身為一個媒體人，我認為南方報業是一個最好的去處。但是，身為體制內的一份子，官僚機構及喉舌媒體所有的毛病，它也一樣不缺。由於逆淘汰的體制效應，執著於新聞理想者，很難當上領導，當上領導也屢犯“錯誤”，失去決策中的話語權。這裡與其他媒體最大的區別，是中下層編輯記者中，延續著一種抗爭的傳統。他們冒著被批評、處罰乃至被趕走的風險，一再地衝撞言論禁區，爭取報導和評論的權利。

同情南方報業的人士說，這是他們的無奈之舉。真正應該詛咒的，是中宣部某位姓蔡的副部長，他先後下令封殺我的文章，趕我離開報社。我在回答外國記者時說，我不希望冤枉蔡先生，但是假如有證據證明傳言，我一定會起訴他，追討我的工作權利和言論權利。為此，張思之大律師和浦志強律師已表示願意助我訴訟。然而，這個體制運作的特點就是幕後操作，甚至幕後也不留痕跡，很難找到法律上的證據。同時，我也困惑於指揮者與行刑者的關係。也許這也只是蔡先生的“無奈之舉”？（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