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埃及、非洲和中東局勢變化，形成一股新的民主浪潮。近日，中國也有人發起“茉莉花革命”。人們關注：這個浪潮對中國有何影響？能否促使中國實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官方的側重點卻有所不同，表面上是關注會不會影響社會穩定，但實際上關心的是政權是否穩定。正因為官與民的出發點截然不同，南轅北轍，未來中國的形勢就更值得關注了。

按目前形勢看，非洲和中東的革命浪潮暫時不會在中國出現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相對穩定，政治氣氛和條件還未到裂變和臨界點（但變化因素正在增加）。內地近年的維權事件，主要是民生性、經濟性和社會政策性的層面，政治性的比例不多。

不過，儘管如此，仍須注意以下兩點。其一，中國經濟改革30多年，如今已到了政治改革不能迴避的時候。即使是享受到開放改革利益的中產人士、知識份子，也不滿足於現時的政治模式，因為無法保障他們的政治權利。近期內地不少學術界、輿論界人士和網民努力尋求突破機會，正反映這一趨勢，只是他們礙於政治現實，未能變成集體行動而已。

其二，因社會不公而引起的偶發因素正在增加。去年，全國維權事件多達16萬宗，比1992年首次統計的8000多宗增加近20倍。即使中央大力維持穩定，但地方政府基於本身的利益和管治需要，卻激化了民怨。這些事件隨時由非政治性變成政治性。

擔心官方錯判形勢

面對如此形勢，關鍵要看官方如何判斷和處理了。我擔心的是，官方錯誤判斷形勢，又不肯接受已經轉變的現實，從而因循而保守地回應，那就只會把問題激化。據聯合國的調查，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人均收入每年達到1000美元，當地的公民意志就會抬頭；當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時，當地的政治訴求也會抬頭。如今，中國的人均收入已達4000美元，政治改革的訴求已形成強大的表面張力。中央黨校曾派研究團到英、德等國調查，也認同了這個趨勢，但官方似乎還不肯接受這個結論，遲遲沒有進行真正政治改革。

此外，官方長期認為外國反華勢力要“和平演變”中國，如今又趁非洲和中東的變化而加快顛覆中國，所以中國要堅決還擊，對外對內也要加強禁制，包括對異見人士和互聯網的控制。殊不知，要求更多民主自由本是中國人的自發要求，而很多互聯網上的翻牆技術，都是中國知識份子（包括官方機構的人員）研發出來的。可見，官方並沒有掌握或不敢承認矛盾的成因，反而採取了捨本逐末的行動。

堵塞河道
只會河決堤崩

以胡錦濤提出強化社會管理的8項措施為例，主要還是著眼於管制以至壓制，而不是疏導，尤其不懂得在政治問題上的疏導。事實上，近年來內地的“管理”手段已不斷在基層深化。昔日嘗試讓農民自治的組織，近年不斷收縮，已由100萬個減至60萬個；在城市的10萬個自治組織，去年也減至8萬個，慢慢過渡為官方加強控制的“社區委員會”。此外，各地增設了“維穩辦公室”，令這項近年才出現的“維穩”開支高達3200億元（接近軍費開支），表面上加強管理，實際是加強控制，用官方的話說，還是一句“把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可是，這些做法與堵塞河道無異，最後只會河決堤崩。

其實，官方也曾嘗試一些政治改革，例如在深圳嘗試的“3分制”（類似三權分立），市民的反應不錯，但官員則感到“掣肘”，最後不了了之。皆因中國的官場已演變為結構性的“互保”，即互相保護利益，中央也不敢多動，擔心地方幹部不滿，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央在“17大”換屆時也嘗試由中央委員提名選舉新的政治局委員，但又到此為止，不敢深化。

歸根結柢，官方必須改變執政思維，不要停留在老化的管治模式，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更令筆者擔心的是，官方似乎不單沒有著眼於政治變革，對知識界的訴求置若罔聞，還可能走回頭路。近年內地“毛（澤東）化”趨勢日益明顯，還捧出華國鋒作為讚賞的典型人物，實與老百姓的訴求背道而馳。（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