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亞）由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觸發的非洲及中東反政府示威及民主變革浪潮，在突尼西亞和埃及相對和平地推翻政府後，愈來愈見嚴峻和血腥。此前，不少東西方輿論也“直覺地”把這場震撼阿拉伯世界的示威浪潮與1989年前蘇聯和東歐集團解體的“蘇東波”相提並論，並稱為“中東波”；甚至，日前素有“利比亞狂人”稱號的卡扎菲發表電視演說，警告嚴厲鎮壓時，樂觀者還聯想到前羅馬尼亞領袖壽西斯古倒台前的掙扎。由於浪潮涉及多國，各國內部政治、經濟發展及種族宗教情況差異甚大，即使地區專家亦表示無從預測最終局勢。

然而，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澄清對此浪潮本質和深層成因的瞭解。

“中東波”跟“蘇東波”異多於同

放下主觀因素，眼前的“中東波”跟東歐“蘇東波”其實異多於同；反而，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東亞新興工業國（包括菲律賓、韓國、印尼等）的民主運動比較，更類似、更具參考意義。

回顧歷史，當年推動東歐民主骨牌效應的主要因素有三：

（1）蘇聯軍事干預能力削弱；

（2）經濟落後，物資短缺加劇；

（3）“人民力量”隱含普遍的親美反蘇情緒——視蘇聯為新帝國主義剝削者和專制落後的根源，對美式自由民主理念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由衷追求。

然而，正如路透社日前引述西方專家分析，“中東波”席捲的國家（包括反對派領袖和民眾）明顯反美。

事實上，除近年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傳播，當地民眾普遍認為，從冷戰到後911反恐時代，美國一直為中東石油和戰略利益長期支持阿拉伯世界的親美專制政權，縱容獨裁和貪污。各地示威者雖高舉民主口號，但被推翻的突尼西亞總統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都是歐美在北非的長期盟友。在中東，也門、約旦和沙地也是美國的重要盟友。

中東波反美
與80年代亞洲相似

這點跟1980年代的亞洲很相似。當年美國因冷戰的“圍堵政策”，扶植了多個右翼獨裁政權，如韓國全斗煥、菲律賓馬可斯、台灣蔣介石、印尼蘇哈圖，甚至包括形式上具備民主機制的新加坡李光耀及日本的自民黨政府。但到了1980年代，無論是經濟發達的日本、新興工業國韓國或經濟落後的菲律賓，也頻現反政府、反貪、反壟斷和反美示威，尤以韓國大學生經常自焚最激進。但最成功的是菲律賓“人民力量”和平推翻嚴重貪污和暗殺政敵的前美國總統列根好友馬可斯（1986）。

這些國家軍事上乃美國盟友，經濟上高度依賴美國貿易和投資，文化上也深受美國教會、教育及好萊塢電影薰陶，但（除台灣的特殊情況外）年輕知識份子和公眾卻普遍有反美情緒：尤其對美國駐軍（韓國）和軍事基地（日本沖繩、菲律賓蘇碧灣等），及美國從貿易投資取得的龐大不對等經濟利益等反感。亞洲經過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不單最先進的日本出現中產階級，新工業化的“四小龍”的平均學歷亦顯著提昇，連其他經濟落後國家對照周邊發展也明白，經濟利益被貪污領袖及美資／西方跨國公司壟斷和瓜分了（即結構主義有關“核心世界”與“邊緣世界”精英間的利益聯盟）。民主訴求及反美情緒的深層，乃公眾對經濟增長帶來的新利益，嚴重不公平分配的不滿。直到蘇聯倒台，美國模式主導的1990年代，便鮮有聽到亞洲民主運動出現反美口號。

推翻現政權會否帶來民主？

北非和中東的情況跟亞洲較相似。儘管“中東波”國家幾乎無亞洲式的工業化，但自2000年起國際石油及多種資源價格不斷飆升，中東及非洲產油國發了大筆“石油財”（Oil Money）和外匯。中東產油國本較富庶，催生了迪拜金融中心等金融市場及服務發展；非洲原經濟基礎較差，近年也大興土木。唯獨裁政府及親信貪污嚴重，數以億元計的財富已轉到倫敦、瑞士及中東的物業和金融市場。國民明知國家收入豐厚卻不見當地經濟發展，權貴與平民貧富差距巨大，上街反政府只差朝夕。

問題是反政府或推翻現政權後會否帶來民主？筆者有個有趣的觀察：歐美主要傳媒的報導和專題評論標題，幾乎沒有用“民主”描述“中東波”，只通稱“反政府示威”——如果此乃“翻版蘇東波”，西方該樂於為阿拉伯世界民主化報捷吧？嚴格來說，“反政府”與“民主”運動可以不同，甚而對立；關鍵在推動此股阿拉伯革命浪潮的究竟是隨經濟發展而出現的公民力量（按傳統西方政治理論應為理性和開明的民主），或是比現親西方獨裁政權更保守的伊斯蘭原教主義或經濟民族主義驅動。

前東歐在蘇聯控制下雖然經濟和社會制度落後，也夾雜奧圖曼帝國（伊斯蘭）和奧匈帝國（基督）歷史文化影響，但東歐諸國冷戰前早已具相當高的人文哲學發展；變天後除巴爾幹半島因歷史遺留宗教和種族問題而爆發殘酷內戰，其他國家都順利民主化。反觀亞洲雖然經濟現代化神速，但亞洲傳統文化中的威權、“家天下”、貪污裙帶及對人的尊嚴和權益輕視等觀念不單是政治問題而是根深柢固廣被接受的行使方式。亞洲諸國從引入選舉到真正執行民主憲法、和平公正轉移權力，當中還經過多年軍人政變或家族集團壟斷政治的挑戰。

阿拉伯諸國變天後能否建立民主，除關乎各國內部的軍隊及宗族勢力，更深層的挑戰是其經濟和人文觀念現代化動力是否足夠。（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