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開市首2週，國外熱錢如洪水般湧入，許多區域性股匯市雙雙爆漲。影響所及，中國人民銀行驟然採取緊縮貨幣政策，以克制過熱經濟，為遏止熱錢流入率先築起一道防火牆。隨著景氣逐步復甦與股市漲升，國內金錢遊戲又有復燃的跡象，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

當前經濟金融情勢是否已脫離正軌，政府應否採有力措施矯正金錢遊戲，目前仍有明顯爭議。保羅巴蘭（Paul A.Baran）在《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中就認為歷經過去金錢遊戲與泡沫經濟破滅的苦果，政府與民眾雖變得更為理智，股市供需情勢亦與過去不同，然而金錢遊戲極可能重演。所謂的“金錢遊戲”，是個轉譯而來的詞句，先前較接近的通俗說法是“炒錢”，就是透過匯率的變化，證券或物價的升降加以運作，從中獲取利潤。

但金錢遊戲所衍生的最大惡果是造成金錢政治的更為猖獗，其中以日本自民黨的衰敗最能說明金錢政治的為害。首相納吉曾以自民黨衰敗為例，要國陣成員黨引為鑑戒。最近我重讀台灣前“黨外”人士邱垂亮先生的舊作，讀他所寫的日本文化的變遷，對此深有感觸。戰後的日本政治，乃是一種結合了家族門閥與軟性的中央威權而成的形態，這樣的政治設定在獨特的選舉制度下，遂演變為金權派閥操縱一切的體制。由安倍、福田到麻生部份內閣成員或親信涉及收回扣醜聞，都是金權政治持久化與深刻化後的必然下場；而一些案件更顯示，這樣的金權政治甚至還與黑道掛勾，牽纏不清。即便是民主黨也難逃金權政治指控，最近日本首相鳩山與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便先後牽扯獻金作假與購買土地圖利醜聞。

因此，日本實質上乃是1個“家族、政治、產業、黑道”為主軸的政治體，由於它強固的體制性，當然也造成了政治改造經小泉、安倍、福田以迄麻生等任而始終原地踏步，無所進展。日本政改也因此由90年代空談至今。

就以麻生去年7月下台前一段時間的政治發展為例，自民黨在東京卻議會選舉中大敗，但麻生堅持不下台，仍自認可帶領自民黨贏得大選。

麻生違背承諾而拖延改革，真正反映的乃是誠意的缺乏。麻生誠意不足及研判錯誤，給了鳩山成為改革英雄的機會。

政治學者斯勞夫特（Murk Slaughter）最近在《日本自民黨的改革與衰敗》一書中指出，日本政潮洶湧，百姓求變心切，保守化傾向增強，自民黨衰敗的主因是低估了民眾的反扑力量。除了黨內收賄醜聞不斷，國會規範金權法案也形同虛設之外，另外一些更基本的結構性問題也陸續出現，例如京都等都市開始代表地方，對中央權力過大，以至造成區域失衡、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進行抗衡。另外則有民間人士更開始推動改造運動，要求日本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文化從事整體性的改造，俾為下個10年預作準備。對於日本的政潮，斯勞夫特根據自民黨的衰退和民主黨的崛起，而認為往後的日本或將走向2大黨輪流執政的可能性，這樣的論斷或許尚早，不過經由這次的改朝換代，政潮的改革本質已確立，全面性的日本改造似已註定不可抵擋的終將來到。

此外，自民黨的失敗還有1個重要因素，那就是背離儒家倫理。這裡所提的儒家並非杜維明先生所討論的學者、廟堂之上，而是政治學者依斯頓（David Easton）所說的“通俗的儒家精神”，一套推動市井小民的信仰與價值，包括敬重上下之別、個人紀律等規範，自民黨一脫離這個規範，選民只好將精神寄托於其他政黨。

任何體制的改造，不外兩種可能，一是自我改造，另一種則是顢頇自大，只有等待他人來加以改造。自民黨曾有將近3年的時間可以進行自我改造，而這個時間已被錯過；反而是鳩山、小澤、菅直人等從自民黨出走後，最後毅然作了成立民主黨的抉擇，其實則是這些政客欲維持自己的政治生命，直接訴諸選民的一種手段。民主黨最終執政，公務人員背棄自民黨也發揮了“關鍵少數”的改革功能。

中國法政大學教授孫承在《日本與東亞：一個變化的時代》中即指出，日本政壇保守勢力上升，反映國民意識在發生深刻變化：第1，經濟水平提高後，國民希望政局穩定；第2，國民中大國意識逐漸滋長，要求政府在內外政策上更有作為；第3，社會意識保守化加強，各政常意識形態對立減弱；第4，日本壟斷資產階級從支持自民黨專政，轉向支持建立美國式的2黨製作為政治改革的理想模式。

日本自民黨走向衰敗已預告了政黨改造時代的到來，在這個“反執政”已成了新的“改革價值”的時代，任何國家的執政黨包括國陣若不自我精進、自我改造，均勢必面臨外在挑戰及內部抗爭，甚或裡應外合顛覆掉舊體制的重大危機。鳩山告訴納吉自民黨失敗是因為它背離民意，納吉是聽進去了，但他身邊的人有沒有將他的忠告當一回事？（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