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會之前不久，胡錦濤大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以減少“不和諧因素”，其實是重複及強調之前的口號。當年胡溫剛上任不久，不少人以為“維權”會成朝野上下的共識（部份民間人士稱2003年為“維權年”），但迅速又變成“和諧”與“維穩”，“管理”為上。“社會管理”早於16屆四中全會（2004年）出現，當時已成為“執政能力”的元素之一。

今年兩會期間，總理溫家寶等人再反覆提出社會管理，成為一個綜合各種行政管治手段的大方向，既要與公共服務結合，也要與經濟、行政、道德、科技等連結。在香港，比較多人理解為自上而下的“維穩”工作，社會管理就是要減少社會矛盾。近年的官員貪腐、拆遷、災難等，甚至是近日的“茉莉花”事件，都見到強大的“維穩”隊伍及工作，管治手段由公家機關開始，干預操控非政府組織及互聯網，甚至無日無之的國保“飲茶”，監視個人活動，令中國儼如警察國家，或用官方的說法是到處“滅火”。

“蟻族”沒形成社會階層是一個現象

從“國家／社會”或“國家／個人”的角度去看，我們的確看到這個政權的支配力量，但這種略帶自由主義味道的觀點，未能看到中國管治權力的另一面。這另一面不容易描述與分析，固然是相對隱蔽，更多自下而上的管道與過程，而且也是正在形成還未成固定體制，有點像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談的權力概念。要一窺這個過程，我們不妨從過去兩年開始流行的“蟻族”一詞作起點。

這個詞由一位北京年輕學者廉思發明，指的是一群聚居在廉價出租房的低收入大學畢業生。2009年9月他出版了《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去年12月，他又再出版了《蟻族II：誰的時代》。自2007年底開始，他在政府、教育單位、自行籌措經費下進行調研，不單調查他們的人口、職業等特徵，還有他們的性生活狀態、社會不公平感、網絡行為等。而調查的城市也由最初的北京，擴展到第3次大型調研的其他6個大城市。同時，也刺激起各地的“蟻族”研究。

事實上，“蟻族”遠非一個嚴格的社會學理論概念，作為一個群體，它是一個階層？還是一個世代？還是大學畢業後的一個過渡階段？廉思自己亦承認，這個群體還沒有形成社會階層，而是一個現象，絕大多數人是大學畢業後2至4年，5年以上的人很少；他提及的“婚戀困境”（一半人沒有伴侶）、“性缺失”（缺乏性生活）、網絡依賴等等，究竟是這個年齡層的共性？還是“蟻族”的共性，也無法清楚說明。因此，這是否一個有共同而又獨特的經濟利益或意識的群體，究竟能否稱為“族”，頗讓人懷疑。換言之，廉思在沒有理論作基礎之下，從自己建構及蒐集來的統計資料自行界定一個群體。

“蟻”字持續刺激人們同情關注

不過，正是這個概念的構成及命名缺乏理論基礎，以至它帶著的含混特性，令它在媒體及黨政領導間“紅”起來。現代社會不時生產群體標籤，引發各種社會或道德恐慌，但“蟻族”的獨特之處，在於營造了一種不慍不火、受政府控制的小恐慌，與其說是恐慌，不如說“蟻”字惹聯想，持續刺激人們的同情與關注。

《蟻族II：誰的時代》一書中也詳細記錄了自2009年夏天開始，廉思陪同北京市委等領導探訪他第一次做調研的唐家嶺村，同時，媒體持續亦環繞著“蟻族”來大幅報導。2009年底，廉思更撰寫《“蟻族”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及相關對策建議》，經中宣部提交給中央，包括共青團、政法委、人大常委、公安部及中央維穩辦等。

大學畢業生政經結構問題被隱去

廉思不單是黨員，在學時是學生幹部，亦曾在地方政府擔任公職，這些經歷似乎令他很會打造一個惹起黨政機關關注的群體與概念。“蟻族”這個概念雖像“80後”與“蝸居”等詞彙，媒體亦愛把它們聯想起來，但是，“蟻族”概念比起其他更易於在社會科學、行政管理、政策制訂中被操作。廉思原來的本科專業並非社會學，而是會計、管理、法學，但卻很會以一個類似社會學調研去觸及官方最關注的議題。

因此，“蟻族”理論欠缺，但問題意識卻很清楚。自1998年以來，中國進行高等院校擴招，每年新增大學畢業人數超過600萬，相較農民工，這些高學歷年輕人更傾向留在城市，造成城市龐大的就業壓力，也成為政府擔心的社會矛盾之源。以“蟻族”聚焦公眾及黨政機關的關注，令這個群體成為被管理的對象，大學畢業生所身處的政治經濟結構問題反而被隱去，被轉移、化約、想像成一個特定群體的特有問題。

少有觸動官賈合謀地產霸權

例如，大學畢業生的低薪狀況的確存在，但究竟他們在怎樣的生產關係之中勞動？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角度看，他們的階級關係與意識如何？從他們類近的職業崗位及待遇看，很顯然是白領或知識群體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既然他們是聚居在城中村的居民，他們在高度商品化的住屋市場上的處境如何？而這些城中村亦是近年大規模暴力強拆的地方，像最早發現的“蟻族”的唐家嶺也已被完全“騰退”，低薪工人難以在城中立足，被迫不斷往城市更邊緣的地方遷移，受盡公交塞車之苦。

廉思隱去以上的結構、制度性問題，把公眾與黨政機關的凝視目光聚焦在一個“族群”上，一個有待被關注、同情、管理的對象，卻避開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勞動關係與城市的空間改造，以及當中的不平等關係。因此，在廉思、媒體、官方的“蟻族”論述中，具階級及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向度難以出現，更少有觸動官賈合謀的地產霸權。

連上訪申訴制度也沒觸及

因為“蟻族”是被管理對象，所以，他們的自我形象、對社會不公平的感覺、利益表達方式、網絡行為等，成為廉思調研最關注的議題，也是“維穩”政府最關心的。事實上，廉思的論述配合上近年各級機關積極的公共服務，包括高等院校的“職業教育”與大學的就業中心，甚至連居委會也主動為社區上的年輕人介紹工作，我們可以想像，各種心理輔導、網上輿論監察引導、團委工作將會同時推行。更有趣的是，久而久之，這個被管理對象不是被動的，透過這幾年的媒體論述，更多的年輕人主動認同“蟻族”或各種族類身份，以表達意見及利益。

社會管理也許不像一般“維穩”工作那麼“硬”，那麼緊跟官方口令步調一致，比較“軟”性，涉及的權力機關也較多元，但它究竟能多大程度把中國的社會矛盾馴服，仍讓人很懷疑，因為，它多少也是一種逃避，繞過較根本的社會及政治改革的手段。很簡單的一點，廉思調研十分關心“蟻族”的社會行動傾向（其實根本沒有多少社會行動空間），可是，他連上訪的申訴制度也沒有觸及，這不是跟官方一樣本末倒置嗎？（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