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後第三波民主化”除了突尼西亞、沙地阿拉伯之外，其實值得觀察的還有香港。我之所以提起香港，是因為最近我在明報月刊讀到劉銳紹先生的<埃及變天引起北京對香港疑慮>，他直指香港雖然已經回歸，但香港人的腦袋仍未回歸。這個觀點有意思，那就談一談香港吧！

1997年英國發生兩件改寫歷史的事件，一件是桃莉羊，一件是結束對香港的殖民統治。那年2月，英國愛丁堡的兩位細胞生物學家，以成羊的一枝乳房細胞核，與另一隻母羊的卵細胞經“核轉置技術”後，再將帶有完整遺傳訊息的細胞植入第3隻羊完成無性生殖過程，孕育出複製羊桃莉。半年後，香港這個已在資本主義自由社會培養皿中成功地分裂增生的“細胞”，也植入中國大陸的行內，但其間的風險則是：最後或許未能使老羊變成新羊，反而使香港這枚“細胞”被老羊的體腔吞噬！

首先應該知道14年前植入中國大陸的是一枚“香港細胞”的性質如何。許多人說，在英國治下的香港是“有自由，沒民主”；因而，也有許多人說，在香港主權移轉中國後，只要維持“自由”就夠了，沒有“民主”也行。對此，史文鴻先生在《香港人的民粹主義》中就逐點反駁，看法精闢。

固然，英國在香港實施的“民主”有限，但香港的“自由”卻無疑是源自英國的民主體制。倘若英國團體不是一個民主、人本及市場經濟的價值體系，香港就不可能有那樣多采多姿的自由生活。其實，民主只是程序，自由才是追求的目標。香港所以享有自由與人權，是出於英國母體的民主與民本的淵源，而絕非憑空倖至。正如從鍋裡盛羹湯到碗裡，既然在鍋子裡已經燉過了，碗裡即不必再燉。

英治的香港沒有完備的“民主”是事實，但香港的“自由”卻是英國民主體制的反映；因而，認為中國可以將香港維持在“有自由，沒民主”的狀態，這種想法實為對於香港這一枚“細胞”的根本錯覺。或許可以這樣說：1997以前，沒有自由就沒有香港，這是英國治港的秘訣；但是，1997以後，沒有民主就難有自由，這則是北京治港的頭痛問題，從立法委員全面普選到特首直選爭議不斷，這是後第3波民主化中最特殊的案例。

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或許給予自由即形同是民主，但在祖國的統治關係中，自由還不夠，民主才是政府與人民關係的最後考驗。以香港社會經常出現抗議活動為例，1997年以前，對於港英殖民政府及港人來說，這些活動皆只是在“自由”的範疇內，但在1997以後，對於中國及港人來說，這些“自由”卻都頓時添加了“民主”的意蘊。這樣的變化，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中是十分清楚可見的。

因此，北京當局面對香港新局的中心課題在於：必須設法在香港這個“自由之城”無可避免地逐漸轉變成“民主之都”的過程中，穩重操持，順利完成微妙且精緻的轉型！倘若不能逐漸轉為“民主之都”，“自由之城”也可能終將幻滅！今天香港之香港之所以問題叢生，從經濟泡沫化危機到特區政府管治威信低落，民怨沸騰，逼得溫家寶總理要出面滅火，主要原因即在香港民主化始終未見成效。

中國不可能再因施於大陸的那一套“政經分離”的手法來統治香港，也就是經濟上給些自由，政治上則沒甚麼民主，過去14年證明此路不通。香港的自由絕不像大陸上那種“由上而下”的“政經分割的自由”，而早已是“由下而上”的“政經整合的自由”。何況，由於香港的自由較大陸團體高出太多，中國進入香港後，對香港的自由實不可能再有所附麗；中國對於香港做出的唯一貢獻，就是增加香港的民主機制。在英治之下的香港，自由與民主可以視為兩回事，因此可以僅靠自由經營香港；中國進入香港後，自由與民主必將漸漸變成一回事，即必須以民主來支撐自由，以民主來支撐香港。過去14年來，許多北京掌權者仍搞不清楚狀況，仍延續英殖民地政府那一套，而現在才開始擔心“茉莉花革命”會不會延燒到香港似乎太後知後覺了。

對於這枚“香港細胞”的生命前景來說，只能接受“大陸香港化”一途。因為，不演變成“香港大陸化”，則不但老羊變不了新羊，且這枚植入的細胞也將遭到吞噬。許多人對末任港督彭定康印象不佳，但他至少說對了一句話：不要拆掉香港的“引擎”。其實，香港正像一部裝進中國列車的高效能引擎，將中國帶往“大陸香港化”的希望之地。也就是說，自由是香港的引擎，而香港也是中國駛向現代文明的引擎。香港倘失去自由，香港就會失去動力；而中國若治港失敗，中國的現代化也將脫班誤點。那麼，如何維持香港的自由呢？就是必須逐步推動民主，不但應在香港逐步推動，也應在中國大陸逐步推動，我相信這是溫總理七談政改的原因。（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