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政治社會學初起的時代，學者會根據簡單的概念劃分，設定一些模型，當時人們認為現代法治官僚體系為合理有效率的體制，這種說法也成了現代化理論的核心。人們相信現代化的官僚體系具有專業分工、分層負責、依法而治等特性，因此它當然有合理性及效率，也是西方優於非西方的主因。

但這種簡化的觀點和認知，到了現在已日益站不住腳，也沒有人再對官僚體系的合理性那麼高估：

一、官僚體系本身是個結構，會養成結構的優固性，追求官僚體系自己的利益，會選擇性的接收訊息，會習慣性的排除體制不想知道的民意。體制的缺乏彈性和沒有遠見因此而形成。近代重大的改變，如環境、氣候、污染、性別、和平問題等，幾乎全部都從民間起源，沒有一樣是官僚體制所發動，已可看出官僚體系的合理性及效率之說是站不住腳的。

二、官僚體系由於分享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惰性，因而對於必須有遠見和願景的事務，都會自動設限，這也是官僚體系保守的起源。官僚體系會官官相護，會相助匿非，不會主動改變，會把一切重要問題改變成小的技術問題，這些官僚體系的局限現在早已為人們共知。

三、人們以前都疏忽了，官僚體系是個機制，但它的角色卻是被動的，意思就是說它是個被領導的機器，那才是它動能的來源。如果官僚體系最高階的領導人物有能力有願景，整個官僚體系的積極就會帶動起來，但現在這個時代民意政治掛帥，政治上層人物每天在想的都是如何附合民意的歡心，能少被罵已成了政治的最高目標。人們都知道，整天在想如何討人們歡心，以免被罵的人，也注定會愈沒有自己的主見，最後一定淪落為天天被罵的下場。整個官僚體系在這種氣氛下，自然動輒得咎，凡事不敢為，官僚體系的無能化和平庸化遂告出現。

今天的台灣其實早已深陷在這種困境中。馬英九是媒體民主時代類似明星式的人物，明星人物以討人歡心為主要目標，因而任何爭論的問題他從不介入，以免不是得罪這邊就是失去另一邊的歡心。它只想討好民意，自己沒有了任何判斷的能力，任何問題初出現時，一定是站在極保守的那一邊。日本核災，全球都反核當道，只有馬英九一開始就談核能的不可廢。國光石化案儘管民意反彈，但馬政府仍在談石化業的重要。一個政府對未來重大方向問題缺乏長遠的願景，看問題一律從舊的現狀著眼，難怪人們要說這個政府沒有願景與遠見了。

由於沒有願景與遠見，願景的發言權旁落到了民進黨手上，當別人搞大了，他才趕快去跟風，反國光石化再次群眾聚集，馬英九也表示會參加觀察，這種最先反對，後來又去跟風的表現，怎麼可能會得到人民的尊敬，又怎麼會讓人有信心。（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