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本首相菅直人週末在多份英文報章撰文，為福島核危機持續向國際表達深切遺憾，並承諾會聯合所有部門和所有可動用資源，儘快控制輻射泄漏。這遲來的道歉，是否能彌補這次核危機對世界的焦慮和傷害呢？

福島核危機拖拉了一個月，日本才終於肯將事故調高至跟切爾諾貝爾一樣，即國際標準最高的第7級。日皇明仁終於要再出動到災區探望災民，日本政界終於公開促建“副首都”作應變。面對“無國界”且禍延多代的輻射威脅，相信各國與日本人一樣都殷切希望危機儘快解決，但種種跡象卻讓人不得不擔心，日相菅直人在危機初警告，要作“東日本可能全毀”的“最壞打算”是否不遠矣？再泛樂觀者恐怕亦不能簡單標籤菅直人等警告純是危言聳聽——試問哪個政府面對重大危機時，本性不是害怕公眾恐慌，先極力淡化問題呢？日本政府耗了整整一個月，一方面逐步讓公眾消化危機的嚴重性，一方面為核專家及東京電力買時間，爭取解決或減低輻射災難。

無數的謎
何時才肯坦誠相告？

然而，箭頭不該只瞄準菅直人，日本當局及東電等整個官僚架構和利益集團的責任和處理過程，猶如無數的謎。究竟日本為何拒絕盟友美國駐當地軍隊提供冷卻劑及參與核電廠救援？美國航空母艦為何第一時間撤離？跨國公司為何在歐美不宣佈撤僑下卻低調將絕大部份外籍僱員撤走？至今，美日雙方都沒有正面回應，擺在眼前的只有當局無法解決福島威脅的事實。對活在輻射災難陰影下的日本國民和亞洲鄰國，日本當局何時才肯坦誠相告？

舉凡發生重大危機，不管東、西方政府最初都可能力阻消息發佈，淡化風險，但進入全球化時代，政府封鎖消息的能力一般很快失效，而國際社會對這些無國界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不會袖手旁觀。英國爆發瘋牛症初，馬卓安政府多次否認危機，包括進食問題牛肉的風險，但歐盟和美國卻率先禁止英國牛肉進口，美國甚至限制當時居住英國者在10年內捐血！禽流感及SARS爆發初，亞洲多國（包括香港特區政府）一樣隱瞞或淡化疫情，但歐美馬上採取限制措施，並不斷敦促國際組織施壓。可是，日本今次接近失控的核泄漏威脅，各國為何卻如斯冷處理？

歐美世界的雙重標準

日本面臨的多重天災與核威脅可能超乎我們的認知和想像，偏偏相關資訊卻異常匱乏：上網搜索，不是無數重複日本官方或東京電力發放的“每日簡報”，便是一般核安全資訊或零星無法驗證的“陰謀猜測”。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為何國際傳媒、非政府組織以及互聯網，都沒有更多較可靠的實評估或問題分析呢？更離奇的是，儘管日本災民和公眾對政府及東電的黑箱作業已拒絕再容忍，但國際社會卻甚“包容”，既沒強烈譴責也無限制或施壓。有輿論認為，這反映歐美世界的雙重標準：對“盟友”日本無限容忍，對前蘇聯或其他國家就可能制裁。

無可否認，意識形態和政治盟敵因素一直左右各國外交及對國際事件的具體反應。政府決策出於有意識的政治考慮，而社會和個人更多是基於潛移默化的價值或主觀印象影響，所謂“自然偏見”（natural bias）。舉例說，美國政府不譴責或不制裁日本可能出於有意識的包庇，可是，白宮能否將歐美傳媒和個人全“和諧”過來卻是個大問號。歐洲朋友說，西方社會對日本的“寬容”更多是出於一種難以解釋的“信任”——無論日本當局在福島處理過程中表現跟西方標準多不同，西方“相信”日本結果都會用日本人的“奇特”方法解決問題，甚至比西方辦得更妥當。這既非出於“民主相親”（歐洲人其實很少覺得日本或新加坡是民主社會，跟美國主要以政製作標準有別），亦非基於理性依據。長期以來，他們只是對日本“奇特”的思維及行事方式司空見慣（有時甚至取笑為“kitsch”），但他們“相信”日本政府不會糟蹋其國民生命，也“相信”日本人嚴謹、認真，“應該不會亂來”。如是者繼續耐心“觀望”。

然而，這觀感明顯跟客觀事實不符。日本國內輿論對菅直人政府及東電的官僚架構和無能抨擊日益激烈。亞洲鄰國（包括中國、韓國以及東盟成員國）就東電私自灌高輻射水入太平洋已紛表不滿。上週東盟在印尼與日本舉行的部長會議已表明，日本是“我們其中一員”的政治信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亦強調，“希望日方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向鄰國以及世界各國及時、全面、準確通報相關資訊”。

日應向聯國報告危機延誤原因

太平洋生態污染直接影響亞洲多國的漁民（經濟）及公眾（食物安全），委婉表達反映國際對日本的兩難：日本舉國仍處水深火熱，311災民尚未安頓，全國又面臨核輻射、強烈餘震、火山爆發和海嘯等嚴峻威脅。此時對日本強硬，一方面在人道立場於理不合，另一方面，假如日本民眾在“滅國”的陰影下被國際孤立，特別易受激進侵略主義和右翼政客吸引。右翼代表石原慎太郎失言後仍再連任東京都知事乃一個信號！當年關東大地震後，日本軍國主義聲音便日佔上風。不過，作為亞洲和地球公民，我們樂於為日本人打氣的同時，亦有權要求日本政府透明和負責任地處理福島危機，除改善與鄰國溝通緊急措施和影響，最終更應該向聯合國報告危機延誤的原因和責任。（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