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很喜歡新近一電視廣告：“仿古”西人在板間房跟本地人“雞同鴨講”，徐徐奏起一段耳熟的古典樂章，一把聲音問：“根據記載，舒伯特其實窮到燶，為何今日你會覺得古典音樂只是有錢人玩意？”原來是香港小交響樂團呼吁重新認識古典音樂。

一語中的。近年社會對不少事物都有新的價值判斷：除古典音樂，其他課外活動、個人生活方式以及飲食習慣，紛紛從過往所推崇的形式修正到另一極端。其實香港幾代人可能都喜歡“雞蛋仔”、魚蛋燒賣、絲襪奶茶等特色小吃，你我口味也許沒變，但“社會口味”卻不同了。

“社會口味”不同了

這問題很有趣：以古典音樂為例，其實不管中樂或西樂，客觀上，時代久遠社會口味自然轉變；另一方面，更大程度卻來自社會標籤。其一，現代商業競爭激烈，市場策略和廣告早從產品推介轉為針對消費者情緒和價值。古典音樂、芭蕾、油畫等一直被強調為“西洋”和“高級”，乃因許多消費者需要的未必是藝術頤養而是“社會地位”符號和認同。經濟學稱這價格理論外的模式為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另一種標籤來自“社會正確”定義的轉變。社會以往崇拜“貴族”、“西洋”，現在卻180度修正。新潮流是炫耀孩子學中國舞或武術，不強調芭蕾或西洋劍了。另一例是“愛港／親民飲食”的出現：本來懷舊潮讓茶餐廳及地道小吃文化流行乃美事，但經過“今期流行”效應，商業建構了“社會正確”標準，結果是價錢翻一番，口味標準化；人人爭相表態“我有愛港味蕾”而已。

現代化發展及後現代全球化理應使社會光譜更寬，帶來更多生活角度和選擇，可惜簡單歸類和標籤（如廣告提及的“有錢玩意”、“扮高檔”、“太嚴肅”，或政治上的“中產VS基層”、“眷戀殖民”、“象牙塔VS入世”、“法治VS人性／親情”等），結果只是“取而代之”。由於這是“唯一”爭奪戰，故論述經常被推到絕對的高地，以確保架在原價值或制度上。

未參考本地研究，很難判斷這是出於“後九七政治修正主義”或“後金融風暴階級”因素。前者催生“去殖民化”，後者促成“階級浪漫”──兩者本身皆是正常發展。有趣的是兩者亦吸引了左右政治演繹，當一邊急於以“中國傳統”洗刷發展了150年的制度和符號，另一方只能放大“本土”來抵消。綜合結果是怎樣呢？

簡單歸類和標籤

輿論和街坊捍衛“雞蛋仔”小販對抗食環職員是值得注意的一例。特區政府管治威信低，加上社會貧富差距加劇，似乎可以解釋街坊和輿論為何未深入瞭解問題便急於選擇“不服從”和“自助”方式應對有爭議的執法。可是，假如發生在10年前，按原來強調法治和理性的主流價值，公眾或會先要求職員召上級來處理，傳媒評論可能會強調依法辦事大原則，但敦促部門調查職員是否選擇性執法，或要求廉政公署介入是否有貪污。對老年小販，如有人道或弱勢社群的結構問題，法庭量刑時須酌情考慮，福利部門及社會團體也該介入援助，甚至改善現行政策。香港本來有一套集體共識和制度。

然而，“雞蛋仔”現在是“兒時集體回憶”、“本土”和“基層”象徵之一，社會發酵潛力就擴大了。特別是市民近年普遍對政府失去信心，連帶減低了對法治的尊重（“Amina醉駕輕判事件”後更甚）。加上電視娛樂洗腦式美化“傳統式家庭”為“和諧”（但其展示的卻是哭鬧暗算等利益爭奪），打擊本可和平公正排解糾紛的“西式法治”，漸漸地社會尺度是否也變了？公眾未必有意識轉換思維，但潛意識已借用了新聞畫面中，內地“地方群眾對抗霸道城管”的“自助”模式。內地法制如何，大家心中有數，香港的法制至於如此嗎？

不少香港人都在世界各地生活過，見過不同的訴求和表達方式。身為現代和自由的社會，香港自然要面對不同利益繼續互相競爭。反而，身為公民和消費者，日後面對這些商業營銷或符號政治時，是否可以更自主地回應呢？（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