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奧沙馬被美軍所殺，美國舉國歡騰，民眾湧到街頭高呼慶賀。太平洋對岸，香港友人大多冷眼旁觀；若有評論者，大多揶揄奧巴馬既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卻以子彈橫飛的方式了斷敵人。除此之外，奧沙馬之死對我們是否就只剩下學術探究的意義？

奧沙馬該不該死，至今已變成一條哲學問題；把在白宮門前高唱星條旗歌的亢奮表現視為大美國主義的樣板，倒是個相當簡單直接的解讀。筆者也同意奧巴馬那句“美國能做到我們定下的任何目標”，其實和當年董建華那句“香港人發揮堅毅不屈的精神”一樣，本質上空洞無物。

但這樣的解讀，太無情，也太不及人。將心比己，想一想美國社會在這十年來經歷了些什麼，或者有助明白他們的反應。

回到差不多十年前的那個秋天，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坐著看晨早新聞，電視直播客機衝向大樓，接下來的已成歷史。往後的十年，美國人經歷了一段誠惶誠恐的日子：首先是震耳欲聾的戰機隨時在民居上空劃過，然後是荷鎗實彈的大兵進駐車站大堂，接著就是兩場報稱因反恐而來的戰爭，和更多更多的生離死別。九一一襲擊的那天，恍若定義了一整代人的社會經歷。

奧沙馬被殺，記者在紐約鬧市街頭訪問，最常得到的回應是感到終於“告一段落”。群眾上街，不是為了慶祝某個人的死亡，而是許許多多遏抑將近十年的情感終於得到釋放。美國人似乎找到一個共同的起點，有機會重新上路。

人的價值和尊嚴應放首位

當然，如果我們認同眾多國際關係專家的分析，奧沙馬之死大概不會對基地帶來直接的改變。想當年二次大戰後的紐約街頭狂歡，也沒有帶來真正的世界和平，人類文明反離滅亡的邊緣更為接近。但筆者信奉社會建構，就算基地本身不因奧沙馬之死而改變，只要美國對基地和恐怖主義的主觀看法因此改變，也可以對國際和本土政治帶來客觀的影響。

筆者的主觀願望，是美國政治毋須再以九一一襲擊或反恐或愛國來定義區分，政黨之爭可以回到社會民生興利除弊，而不用拿“在敵國把敵人解決”當作競選口號；以反恐為名、侵擾個人人身自由為實，在九一一襲擊後匆忙通過的反恐法案，可以在本月底到期時自動取消。有些晚間電視清談節目，已半開玩笑地呼吁因應一個時代的終結，立即放寬各種機場安檢的無理而繁瑣的要求。

當然，未來還未書寫，我們都不知道奧沙馬之死最終會帶來什麼改變；然而正正因為未來還未書寫，所以我們才有改變未來的可能。如是者，我們從美國回到香港。

九一一襲擊在一晃之間奪去數以千計無辜平民的性命，這是第一重的人文暴劫。自九一一襲擊以來，美國政府犯下許多與其立國原則相違背的錯誤，在國內國外製造大量社會悲劇，這是第二重的人文暴劫。如果奧沙馬之死應該帶來什麼思考，人的價值和尊嚴應該放在首位。

在這歷史時刻，我們同樣應該撫心自問，自己是否無時無刻都能抱緊人文精神，不因一時的憤慨而把對制度的不滿遷怒於個人。奧沙馬雖已被殺，但奧沙馬作為一種想法卻仍然存在我們之間。無論兩個人的矛盾有多大、誤解有多深，仍然堅持給予對方作為一個人的尊重，不予抹黑也不予詛咒，不上綱上線也不非此即彼；以此為任何政治爭端的基礎，或許就是避免未來災難的起點。（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