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我走進理髮店，躺下來洗頭時，看見牆上電視的畫面有些眼熟，才想起這是“兩會”閉幕日，溫家寶總理正在答記者問。看了一會兒，被理髮師叫走時，我還有些戀戀不捨。我發現自己並不是喜歡這個畫面，而是在回味過去的時光。

十多年前的今天，我不會這樣漫不經心。我會端坐在客廳裡，打開電視，把音量調到最佳狀態，聚精會神地，聆聽提問和回答。那時候坐在那裡的，是朱鎔基總理。他的語速更快，語調更鏗鏘，表情更豐富，但這些都不是我看這個節目的原因。我看它，是因為我相信它能給我一些有效信息。我也相信，我的讀者在等待這些信息。

那時候執政黨剛剛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作為媒體人，我和諸多法學家、維權律師及部份法官一樣，對此治國理念寄予厚望，大力鼓吹。我以為，市場經濟觀念已經解決了經濟領域的方向問題，法治觀念也將奠定社會生活和上層建築的基礎。朱鎔基總理並不是這兩個觀念的最佳代言人，但是我們仍然從他激情雄辯的話語中尋找支持，然後把自己認可的言辭誇張放大，而對自己不認可的東西故意忽略。

今天的媒體人也是這樣，只不過總理換成了溫家寶。他們聆聽總理的答問，努力從中發掘正面的信息，然後做成大標題或者小標題。比如，本次記者會結束之後，各家媒體就提煉出這些標題：“信心像太陽一樣充滿光明和希望”，“當前最大危險是腐敗”，“解決怨氣須讓人民監督政府”，“政改與經濟改革應協調推進”，“考核政績要看公平正義和生活改善”，等等。這跟民主社會的記者多半習慣於挑剔領導人發言的錯誤有很大的不同。

現在各家媒體派去跑“兩會”的記者比以前更多了，他們發掘的正面信息和有趣信息也更多了，但是我不認為相信或喜歡這些信息的人數也在增加，而是恰恰相反，年年遞減。一方面，由於網絡的發展，信息渠道多元化，人們不再容易受傳統媒體蠱惑。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現實比以前更加糟糕。比如，溫總理在去年的“兩會”上留下名言：“不僅要讓中國人民生活得幸福，而且要有尊嚴”，“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光輝”。這兩句話被媒體放大之後，感動了無數中國人。然而，在此之後，房屋遭遇野蠻強拆而自焚抗議的居民更多了，不堪生活重負而跳樓自殺的工人更多了，甚至發生了接二連三的屠殺幼童事件，並有知識份子因言獲罪而震驚世界。所有這些事件中，溫總理都一言未發。

很多時評人相信溫家寶總理並非對此視而不見，而是“大行不顧細謹”，甚至是忍辱負重。其原因在於，自去年8月以來，溫家寶總理以積極的政改言論而引人注目。到今年“兩會”記者會，他前後8次談論政改。他的話並沒有新鮮之處，而是重複鄧小平關於政改的論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儘管這個論述把政改置於發展經濟的附屬地位，但是人們每一次聽到都會歡欣鼓舞。

溫家寶總理對接受CNN記者的採訪，對美國聽眾談論中國的政治改革，中國的媒體卻被禁止報導。而且《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署名“鄭青原”（被解讀為“正本清源”之意）的文章，指出“絕不能照搬西方政治體制模式，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鼎立那一套”。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本屆“兩會”上，再次將中國的政治特色定義為“七確定”和“五不搞”，其核心是確立中共領導，不搞權力的監督制衡。

相信溫總理政改誠意的人，由此進一步想像他的艱難處境。我還看見有人為他的“痛苦掙扎”而哽咽流淚。而另外一些人認為，他只是在這個專制權力體系中扮演了一個角色，談論政改是在表演，諷刺他是“中國影帝”。這兩種態度都含有各自的猜想，但是他們都不會懷疑，溫家寶總理那些動聽的言辭很難變成現實。前者認為總理腳下荊棘叢生，令他舉步維艱；後者認為他在欺騙民眾。

我自己既無從瞭解溫家寶總理的誠意，也對他是否表演不感興趣。中國人盼望“明君賢相”，至少已經等了2000年。因此我更希望以現代政治文明的觀念來評價領導人。這種觀念要求，領導人為任期內該做而又沒有做的事情以及不該發生而又發生了的事件承擔責任；這種觀念要求，媒體為領導人準備的，不應該是飽含猜想的溢美之詞，而是契合現實的吹毛求疵。這並不意味著我否定溫家寶總理談論政改的意義。他的話至少激發了人們關於政改的想像。假如這種想像起到的是鴉片的作用，那未必是他刻意欺騙的結果，而是因為人們的觀念仍然在“明君賢相”的歷史怪圈中循環。（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