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公開承認，今年5月7日的國會大選乃一“分水界”選舉。儘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在既行選舉制度（包括1991年引進的集選區制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勝者全取”下，在國會87議席中拿到81席，仍牢牢控制執政權，但是遭受兩大挫折。

首先，執政黨的全民得票率進一步下降，由2001年的75%及去屆（2006年）的66.6%跌至61.4%。其次，由反對派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率領的團隊，在阿裕尼（Aljunied）集選區以54.7%多數票挫敗現任人民行動黨議員、外長楊榮文的團隊，尤具象徵意義。而且，個別備受執政黨栽培的未來部長人選，和有機會被推為國會議長的候選人，也在此役敗選。一時之間，人民行動黨內瀰漫著危機感。

自新加坡1965年宣佈獨立以來，人民行動黨一直執政，儼然成為長勝的政府力量，反對派陣營自60年代社會主義陣線杯葛大選的左傾冒進路線挫敗後，幾十年來一直不振。今次突圍而出，氣勢驕人，執政黨怎能掉以輕心？

對周邊國家帶來啟示

反對派以近年新加坡雖經濟持續增長但社會矛盾日現（如收入差距擴大、物價上漲、新移民及外國專才勞工湧入佔人口四成令土生新加坡人不安等），作為競選主軸，它突出的不是要取人民行動黨而代之，而是指出其執政日久而與人民（特別是基層和年輕一代）的所憂所求脫節。新生代新加坡人的投票取向，在大選中也發揮重要作用，其父母祖父母輩比較對人民行動黨“感恩”，認為它把國家由一窮二白發展為國富民安，但新一代則對“家長式”管治日感疏離，並透過網絡世界進行另類討論與動員。

新加坡的大選結果，對人民行動黨固然是當頭棒喝，也對周邊國家帶來啟示。中國領導人自鄧小平年代起一直十分欣賞新加坡式既能維持經濟增長、又保證政府穩定的“一黨執政”開明議會民主制度。但就算如此超穩定的城邦國，今天也證明走不出新世代的挑戰，而經濟發展也同時帶來物質主義下的種種新矛盾與新反思（亦即內地一些人對GDP主義的反思）。新世代政治其實也見諸於馬來西亞反對派力量近年的壯大、香港“80後”社運的冒起，以至中國內地愈來愈多的網絡論政。

李顯龍總理表態接受選民的抉擇，又坦承：很多新加坡人願望政府“採取不同的‘管治’方式與取向”（a different style and approach），並期望更多“反對聲音”在議會中制衡人民行動黨政府。（其實，這在新加坡如是，在香港及其他一些政體也如是，反映當代人民不願獨信某一黨派或政權，而是希望有多元制衡。）顯然，人民行動黨急需改革該黨以至新加坡的政治生態。兩位前總理及黨國元老李光耀與吳作棟高調宣佈不再留任政府內閣（作為資政）在在表明，選後人民行動黨正欲大事革新及年輕化，以回應反對派的挑戰，而非像李光耀年代只求採取打擊及孤立對手的方式。

走上“兩黨制”言之尚早

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反對派策略調整的成功之處。老牌反對派工人黨在10年前劉程強接任秘書長後，一反其前任Jeyaretnam與人民行動黨處處抗爭的戰鬥風格，與年輕的黨主席林瑞蓮合力把工人黨年輕化、默默耕耘，在2006年國會大選後更成功勸退老一輩黨內要員，更新黨領導層，一洗以往暮氣頹風。工人黨抓緊新一代新加坡人追求多元、不滿政府決定一切的情緒，因勢利導，勇敢擺脫老一輩思維，才會有今天選戰上的異軍突起。

有評論指新加坡會走上“兩黨制”政治，這有點言之尚早。很多新加坡人渴望反對聲音去平衡、制衡政府是一回事，是否認為反對派已具備執政能力卻是另一回事。況且，自李光耀以來，人民行動黨堅持廉潔、能力、效率為其施政標誌，吸納精英才俊。所以，其危機不是因為腐敗或無能而會被反對派取代，而是在於能否保持自獨立建國以來的“一黨獨大”地位而已。

港建制派泛民反對派宜分析新加坡經驗

新加坡選民，透過今次大選，帶來了“新加坡之春”，開展了新國一個可以多姿多采的新格局、新時代。若人民行動黨汲取教訓、不斷革新，而反對黨派也不流於一時抗議，而是堅持理性多元、另類觀點的議會路線，則一種良性互動、創意競爭的民主政治便能紮根起來，使新加坡政治終於可以擺脫獨立一代的仇視性抗爭形態，走出為國際上所譏的“不自由式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桎梏，也為亞洲其他國家地區反對運動的更新再造提供啟示。

香港的建制派和泛民反對派也宜分析新加坡的經驗，建制派要學習人民行動黨接受選民抉擇、勇於革新的精神，而反對派也要反思如何結合抗爭運動與理性議會政治，否則香港市民會像目前不少調查所發現，既不信任政府、也不信任政黨（包括民主黨派）。（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