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人形容，“面對陶傑，就像在水裡捉鰻魚，滑不溜手，無所定態”，他從外表到言談舉止都是謙謙君子，但溫文笑容裡藏了一條刻薄毒舌，隨時隨地，都可以直取對手的咽喉。

在香港，陶傑是一個人物，在中文世界，陶傑也是一個人物，更準確的說法是，一個爭議式的人物。有人稱他“才子”，有人叫他“文棍”，對於前者，他不亢不卑地笑答：“我只是把我的工作做好……或者是一般人要求低了，連我這種人也變成才子。”被稱“文棍”，他冷笑回應：“有的人批評我這個錯那個錯，實際上是他自己錯，這些批判聲中，沒有一把讓我低頭虛心受教的。”

他“可愛”，也“可恨”，兩種感覺一般極端。他很複雜，很耐人尋味，這樣一號人物，不正是這個現實社會的獨特產物嗎？

即使手上沒有筆，陶傑也一樣詞鋒犀利，時而挖苦，時而誇張，時而反諷，偶爾話中夾著一兩聲冷笑，嘿嘿，下巴隨著上下搖兩下，定力不夠的話，聽了會背脊生寒的！

只是事後回想，面對陶傑還算是一件快事，雖然刻薄毒舌，但他有淵博學識，言之有物，這總比一些自以為是的草包強得多吧！

方興未艾陶傑熱

香港是陶傑的地頭，一場“陶傑熱”已經燒了10多年，至今仍方興未艾。

陶傑是多產作家，有媒體八爪魚之稱，主要以中文寫作，英文作品也見於英文刊物，去年3月在菲律賓引起軒然巨波的〈The War at Home〉，就是他為英文雜誌《HK Magazine》寫的文章。他是名筆，也是名嘴，電視有他的節目，電台有他的聲音，他的座談會往往要提早買票，過後，還有一條人龍排隊索取簽名！

說起“陶傑熱”，陶傑先說“不敢當”，再補充一句“人家給面子”，然後正色說道：“我想如果社會有言論自由，誰都可以當陶傑。”眼睛打了一個轉，續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言論自由，要容許人把觀點寫出來，講出來。當然也要有法律，不能誹謗，不能無中生有。到目前為止，我在很大程度上還有創作的自由，這證明香港的一國兩制還不錯。”

陶傑還是跨媒體創作人，搞漫畫、帶旅行團，他會以一身火車車長打扮，在電視上介紹青藏鐵路，會接拍燕窩廣告，還會很潮地穿上Bathing Ape，露出四萬笑容給雜誌拍照！

“拍燕窩廣告沒有過我的底線，起碼燕窩吃了有益，不是印度神油。”被問起拍燕窩廣告是否超出底線時，他如是說。

那你有沒有自己的底線？“我當然有底線啊，有道德底線，有良心底線。有的事情，你要儘量保持彈性，但有的情況，你不能夠指鹿為馬，呵呵。”

另一位香江才子梁文道曾經被記者問有甚麼陶傑會做而他不會做，梁回答：“不是拍燕窩廣告，或者是馬百良海狗丸廣告，而是，我不會像他那樣寫作。他很聰明，文筆非常好，但問題是，我非常不認同他的寫作方法，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一種玄談式的民族性。我很不喜歡談民族性，這是一個本質論的概念。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竟一天到晚鼓吹民族性，這是不負責任的。”

陶傑毫不客氣地反擊，在報章專欄上，用不點名但呼之欲出的筆調形容梁為“喜歡追求政治正確，同歐美左仔交換奶嘴的香港文化人”。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宋人范仲淹的中國文人情意結，陶傑毫不掩飾地說自己從來沒有。

陶傑批判中國時用的“小農DNA”“小農社會”“醬缸”等論調，有人恨之入骨，也有人認為他一針見血道出事實。中國神舟五號升空後，他就批評中共好大喜功，“無錢開飯，有錢叫雞”，一時蔚為經典，有人恨得咬牙切齒，有人則直呼痛快！

一般人認為他言論偏激，他自辯說：“有的人認為我偏激，是因為他們平庸，因為他們沒有意見。你看孫中山革命成功，下令所有人剪掉辮子，那一天，很多人認為孫中山這個人很偏激，因為大家留辮子留了200多年，你為甚麼一下子剪掉？為甚麼不能夠循次漸進，一天剪一點？”

“所以，無所謂偏激不偏激，我再偏激，也比不上中國60年來毛澤東的政策的偏激。現在的中國也有很多問題，建行宮，炒賣地產，吃穿山甲，吃娃娃魚，這種行為，偏激不偏激？到外面買LV，一買買幾十個，回來轉賣，這偏激不偏激？”他嘿嘿冷笑。

“中國人的社會，現在處於一個非常偏激的時代，我一針見血，提出這些現象，再加上我的觀點，我不認為自己偏激。他們應該反省，為甚麼從毛澤東革命到今天，都那麼偏激？”

批判聲中沒有讓我低頭的

寫專欄多年，陶傑聽過的批判聲不少，狠狠批判的有，苦口婆心勸告的有，我很想知道，這些聲音裡面，有沒有一把曾經讓他低頭虛心受教。可是，陶傑沒有聽完問題，就一邊抓頭，一邊打斷問話。

“誰沒有被批判過？魯迅的文章也有人批判，柏楊的文章也有人批判，連金庸的武俠小說也有人批判，對不對？李安拍過這麼多好電影，《色戒》也有人批判。批判是正常的，有的是吹毛求疵，有的是出於好意，有的我覺得聽一下很有道理，但有的很荒謬，所以我呢是不介意被批判。有的人批評我這個錯那個錯，實際上是他自己錯，我不會再寫一篇去回應。這很無聊。對不對？反正就是，天天寫出來，就會天天面對公眾，當然會有不同的聲音。”他一口氣說完。

待聽完問題後，他想也沒有多想，語氣堅決地道：“到目前為止，沒有。呵呵。但是，看到一些以前名家的作品時低頭的時候很多，像莎士比亞、金庸，甚至衛斯里的科幻小學，都讓我低頭。或者是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作品，都讓我低頭。至於批判我、讓我低頭的，好像沒有印象。”

董橋某個程度也是乩童

陶傑曾經自比乩童，當時，他同時為兩家死對頭報館寫社論，政見和意識形態南轅北轍，叫人懷疑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今天，人們還記得乩童論，但卻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實乩童是陶傑自己說的。

“給報紙寫社論，你是社論的持筆人，你寫的不是你的意見，而是報紙的立場，所以我那時候我把自己形容成乩童。”又比喻：“就像律師，他上庭為一個人辯護，他必須把自己從自我的角色釋放出來，做好律師的本份。”

對於乩童論，同樣是查良鏞年代的《明報》出身、目前是《蘋果日報》社長的董橋曾經很婉轉地說道：“1000萬人裡面，可能只有一個人做得了乩童，一上身就來，你要我黑變白、白變黑都行，而陶傑做到了，你說是不是很驚人？當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很高興，也很可惜。”

對於前輩的話，陶傑反應頗為激烈，他身體前傾，聲調提高：“我把自己形容為乩童，並不等於像董橋先生說的這個人沒有自我。我寫的東西，代表報紙的立場，這個並沒有道德不道德的問題，不應該用一種中國文人的包袱的角度，來做一個批判。”

“像董橋先生，他現在也為了錢，在蘋果日報當社長，他是不是乩童？我想某種程度上他也是。”

當陶傑回到真身──曹捷

在台上，陶傑風流倜儻又溫文爾雅，一派英式貴族紳士模樣，到了台下，面對要求簽名、合照的熱情粉絲時，也是談笑自如，風度翩翩，當最後一位要求簽名、合照的粉絲離開之後，我卻看到陶傑解放全身每一條神經線，讓身體陷在沙發上。訪談間，他會狠狠抓頭，會讓肩膀垮下來，還會忘記深呼吸把肚子收進去，以至天藍色格子襯衫鈕扣多次出現瀕臨逼爆的驚悚效果。

那刻，我似乎看到陶傑回到自己的真身，成為曹捷。

曹捷是陶傑的原名，即那個要供樓、要生活的普通人。在生活習慣上，他是一個非典型的香港人，不喜歡卡拉ok，唾棄人氣港劇如《宮心計》，在飯桌上不追求魚翅鮑魚，打麻將也不是太熱衷，週末時，會去中國、台灣走走，甚至飛兩個半鐘頭到沙巴哥打京那峇魯，看看大自然。

“我沒想過自己像不像香港人，最重要的是，我要做一個忠於自己的、快樂的、獨立的人。”又笑說：“如果我跟人人一樣，我就不是陶傑，我可能就是其中一個炒股票、到深圳包二奶的香港人了！”

對於人生的追求，他說只有兩個字，快樂。

“快樂有很多不同的定義，有的人追求很多的錢，但對我來講，錢夠用就好，我希望能夠在有限的生命裡，去瞭解人生之謎，去一些我很嚮往卻不曾去過的地方，像南美洲瑪雅的金字塔，像在吳哥窟頂上看日出，就覺得很快樂。錢不必賺得太多，因為帶不走。”

文字工作沒有給他太大的滿足感，他自言每天只是儘量在能力範圍內，把工作做到最好，“滿足感就是，有人說我很喜歡你那篇東西，還能夠背出來，這時候，我不是滿足，而是感恩！”

他說自己是吸引讀者，不是取悅讀者，“我有的觀點是不會變的，很多讀者不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我是這麼看的，我不能夠改變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一天沒人看，我自然會消失，無所謂。我不關心有多少人看，像殞星劃過，沒了就沒了，我對生死，對做人，對功名看得很開。”

訪問完畢，他進了洗手間，不一會，我又看到一個風流倜儻又溫文爾雅的陶傑，從裡面走出來。（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