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上個星期，台灣被四起事件鬧得民心激憤，舉島皆為之惶惶不安，這四起事件依其嚴重程度可分述如下：

台灣有毒塑化劑風暴
比三聚氰胺更嚴重

（一）乃是所謂的“塑化劑風暴”：在工業上有種東西叫做“起雲劑”，它的作用是加了這種東西，會使得產品變得較為均勻柔軟。這種東西在食品加工上也常用，加了這種東西，食品飲料也會變均勻，液體內的不會有沉澱。只是食品類的起雲劑要用精製的棕櫚油為原料，成本昂貴，於是台灣的生意人遂用塑化原料的DEHP來冒充代替。那是一種有毒的物質，可能會破壞人的生殖機能和神經功能，會影響人的代謝甚或致癌。這種物質雖在食品上早已規定禁用，但過去幾十年來根本就沒人在管，食品飲料業者都習慣性的照用不誤，許多大廠商也都如此炮製，這意謂著在過去幾十年裡，台灣人已不知吞了多少這種塑化劑。最近是因為因緣湊巧，一個食品檢驗局的媽媽檢驗員用心檢驗，兩個年輕的檢察官辦案，才把這起塑化劑風暴引爆，當事情愈鬧愈大，人們才發現這種塑化劑在台灣食品飲料裡已幾乎到了無所不在的程度。

台灣的塑化劑風暴可以說比起2008年大陸的三聚氰胺風暴更為嚴重，已有學者懷疑，台灣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可能就是食品飲料裡的塑化劑所致。台灣的塑化劑和飲料用品出口到香港、菲律賓、中國大陸、美國，甚至台灣很得意的賣到英國的珍珠奶茶裡都含有，這起塑化劑風暴已成了全球最大的食品安全醜聞！

（二）乃是近一年來鬧了好久的“江國慶刑求案”，已在日前有了新的發展，1996年台灣空軍作戰司令部發生一起5歲女童被姦殺案，空軍方面咬定是士兵江國慶所為，以刑求方式使其承認，而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並於97年執刑。江國慶父母為子喊冤，刑求逼供之事被確定，此案重啟偵查，另一人許榮洲被偵辦，5月24日檢方重新起訴許榮洲，求刑20年，至於刑求江國慶的5名軍官則被認為追訴時效已過，均獲不起訴。

當時刑求逼供，致人於死的人以追訴時效已過為理由而沒事，如此的不公不義已造成台灣的嘩然。江國慶的被刑求逼供，本質上已是集體謀殺，理應以濫權追訴罪來追訴，而今台灣卻僅視之為行政怠惰，官方這種態度怎麼可能讓人心服。對於此案的善後，台灣只傾向於多給一點錢予江國慶家屬，而對責任部份則輕輕放過。這種用錢來擺平問題當然引起了社會的公憤！

（三）乃是台塑集團1年4次燒大火案。台塑集團是台灣最大公司之一，它1年4次失火，中央政府也不加以監督，每次失火都造成當地嚴重的環境污染，受害人都是地方上的在地人，最後地方政府看不下去，決定6月1日要它的兩個廠區全面停工重新安檢。雲林縣政府的鐵腕與中央政府的軟弱無能，成了鮮明的對比，也變成了上個星期的熱門話題！

（四）乃是上星期出現的“小學生營養午餐有蛆案”，台灣的小學都有營養午餐，由廠商到學校做給學生吃，問題在於這種小事大家從不詳加管理，營養午餐不營養的事實已出過許多次紕漏新聞，反正鬧一陣子就成為過去。最近，新北市一所國小竟然發現學生的午餐裡竟然有蛆，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醜聞，於是小學生營養午餐的衛生及安全問題也開始表面化。

四事件反映一問題：
不該管的管了，該管的卻不管

上述4個問題已鬧翻了台灣半個天，對台灣的整體形象也是嚴重的扣分。江國慶刑求逼供案及其善後，又使得台灣號稱的人權全都破了功；而另外三起案件，則讓人看到了台灣政府無能的本色。任何現代的政府都必須有個基本原則，那就是不該管的就不要管，俾避免權力的濫用，江國慶案顯示出台灣軍中的行政保安是如何介入軍法部門，權力已濫用到實質上等於是集體謀殺的程度；而另外三起案件則暴露出政府該管而不好好管，於是遂出現這些醜聞，予人台灣的政府到底去哪裡了之嘆。台灣上個星期所爆發的四起醜聞，在現在這個時代的標準下，都屬於不可思議的事件，它讓人產生台灣到底怎麼了的疑惑？

研究當代政治哲學的都知道，如何恢復及重建政府的責任感及承擔責任的能力，已成了一個大家共同的課題，主因即在於現在的政府事務日趨複雜，政府的權力黑洞也更多更大，除非政府思想及管理很有條理及能力，否則責任就很難落實，做了事而不必負責任，有責任而不做事，這種現象即會出現。而今天的台灣，可以說即是個“做了事而不必負責任；有責任而不做事”的社會。

在江國慶被刑求逼供冤死案裡，就讓人看到台灣軍中整死別人卻不必負責這個弊病。台灣軍中過去由於兩岸對立，保防安全反情報部門一向權力最大，主控了整個軍中體系的運作，而他們整個鬥人的那一套遂長期留存。這一套陋習並未隨台灣的民主化而被洗滌掉。過去多年來台灣軍中弊端連連，已顯示出台灣軍中早已形同是個自我封閉的黑社會，江國慶案基本上即暴露出軍中的黑社會本質，由於軍隊又是個樞紐部門，政府也不得不有所忌憚而屈意袒護，於是整死人也不必負責的現象即告出現。

而另外三起案件，則暴露出台灣政府“該負責任的卻不做事”的弊病。現在事務複雜，而且人們利益相互勾串，不做事也不難找個理由就一推了事。塑化劑過去二三十年裡根本無人聞問。現在縱使要追究責任也無從追究得起。現在政府對“不作為”（Omission）的罪最難定義，除非政府體系有極強的使命感，否則就很容易搞出大家都屍位素餐的局面。由這三起醜聞，已可看出台灣的政府內部充斥該負責任的卻不做事的情是多麼嚴重了。我們誇張一點說，台灣實質上是個無政府社會，應該也不算過份！（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