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在秘魯6月5日的大選第二輪投票中,左翼候選人烏馬拉擊敗了前總統藤森的女兒成為新任總統。競選期間,藤森陣營不斷將烏馬拉形容為秘魯查韋斯,警告一旦讓他當選,他便會效法委內瑞拉的左翼總統,將大企業和礦場收歸國有、趕走外資、大搞劫富濟貧的財富再分配,結束秘魯過去幾年的高增長。相反,烏馬拉陣營一直強調他不是查韋斯,一再承諾當選後只會效法巴西的前任總統盧拉,在確保經濟增長的同時,透過社會政策讓窮人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秘魯選出左翼總統,其實是拉丁美洲過去十多年來左轉風的一個延續。自從1998年查韋斯當選委內瑞拉總統和巴西工人黨的盧拉在2002年贏得大選之後,拉丁美洲的厄瓜多爾、玻利維亞、阿根廷、烏拉圭、尼加拉瓜等地都相繼選出了左傾、反美的領導人。這股左轉風對世界政局的影響,幾乎可以與1989年的蘇東波相提並論。
拉美左轉風改變近200年格局
美國早在19世紀初提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將南美洲定義為美國的核心利益之一,從此將拉美各國視作自己隨意干預剝削的後花園。過去10年的拉美左轉風,改變了這個維持了將近200年的格局。這些左翼政府就算沒有跟美國撕破臉,也積極加強與俄國和中國的關係,抗衡美國在區內的影響。美資不斷受到當地政府針對,也難再在區內橫行無忌。去年2月,拉美32國領袖更通過共同宣言,計劃在今年7月成立一個將美國和加拿大排斥在外的拉美區域組織,抗衡在1948年由美國牽頭成立的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不少美國外交系統的官員、學者,甚至像1949年中國變天後討論“誰失去了中國?”(who lost China)一樣,開始討論“誰失去了拉丁美洲?”(who lost Latin America)。早年憑一系列反思越戰電影走到事業頂峰的美國名導演Oliver Stone,更在前幾年走遍拉丁美洲,跑到各大民選左翼領袖的官邸,聊天喝茶踢足球,並將這些訪問剪接成《國境之南》(South of the Border)一片,向西方觀眾介紹拉美國家集體左轉的歷史意義和原因,累他天天被霍士頻道的右翼口水秀主持人罵叛國。
這些拉美國家左轉和反美,其實跟美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向拉美國家強行推廣自由市場改革有關。2002年夏天,當各項民調都預測巴西政權將在大選中落入工人黨手中、國際投資者開始出現恐慌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著名公共知識份子Paul Krugman便在《紐約時報》的專欄裡指出,工人黨在巴西節節勝利,乃是美國的政策失誤造成。
Krugman的分析
他認為,美國政府與國基會內一些閉門造車、企圖以抽象的自由市場理論強加於拉美地區的經濟決策者,令巴西經濟一蹶不振。在實行了十多年私有化、減少政府開支與貿易自由化的政策後,當時的巴西經濟相對於20年前幾乎毫無改善,但國內的貧富差距卻增長了好幾倍。換句話說,對大多數平民百姓來說,巴西的生活水平在過去20年一直都在下降。當年被華府大力吹噓為能創造奇蹟的市場化改革已徹底失敗。Krugman因此認為,在實際生活水平惡化與美國信譽下降的情況下,巴西人民支持左翼政黨,積極求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當年Krugman的分析,也能應用於其他左轉的拉美國家。現今美國的建制中人,已經明白拉美左風難以逆轉,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努力與巴西盧拉一類既大搞財富再分配、但也鼓勵投資創富和尊重民主體制、亦願意與美國維持表面和諧的所謂“好左派”(good left)合作,企圖孤立像委內瑞拉查韋斯一類只搞福利而不創富、敢與美國撕破臉、更為達目的不惜破壞民主體制的“壞左派”(bad left)。秘魯大選中有關烏馬拉到底是盧拉抑或是查韋斯的爭論,其實就是一個將烏定義成一個人見人愛的好左派還是分化民意、有人喜愛有人仇的壞左派之公關戰。
盧拉大搞財富再分配政策
盧拉與查韋斯的分別,當然不止是形象上的分別那麼簡單。盧拉出生貧窮家庭,12歲輟學後在街邊當擦鞋仔,成為廠房工人後即參與激進工人運動,成為工會領袖,發動罷工當食生菜。他的巴西工人黨紮根工運,不離不棄,1990年代曾被大搞“新工黨”和“第3道路”的英國首相布朗譏為不思進取、僵化死板的極左派。盧拉在2003年就任總統後,即被巴西的主流媒體和在國會仍具實力的保守派圍剿。
在不利形勢下,盧拉在就任初期延續了前任卡多索的保守經濟政策,維持高利率以確保宏觀經濟穩定,並減低政府開支以增加盈餘。他亦無聽從工人黨其他領袖的主張對企業投資大舉增加規管。他這些與商界修好的施政雖被左翼黨友批評為出賣工人階級,但他卻利用從中換來的政治資本,在他站穩腳跟後大搞針對性強和高效的財富再分配政策,例如當今已成世界各地社福界模範的Bolso Familia:由中央政府繞過腐敗的地方政府,直接向按規定定時帶小孩打免疫針和讓他們留在學校上課的貧窮婦女派發慷慨的現金生活補貼。盧拉更利用通過精簡政府官僚機構省下來的資源擴充公共教育體制。
烏馬拉要做壞左派未夠本錢
盧拉執政8年,巴西經歷了史上最強勁最持久的經濟增長,同時巴西的貧富差距也經歷了史上最大幅的縮減。相反,查韋斯在委內瑞拉通過不斷直接掠奪各大公營、私營企業資源以支付其社會政策的路線,雖令窮人受惠不少,也為委國創造了連右派也不敢再對低下層福祉視若無睹的新政治文化,但同時卻造成嚴重的資金外逃,令經濟由盛轉衰。
到底烏馬拉將會成為秘魯的盧拉還是查韋斯?這個仍言之尚早。但反觀這次秘魯大選,烏馬拉在對手藤森家族醜聞和官非纏身下仍只贏不夠3個百分點,而左翼黨派在國會又沒有絕對多數,與當年拋離對手接近20個百分點當選總統、氣焰高漲的查韋斯不可同日而語,反而與2002年小勝對手的盧拉有幾分相像。烏馬拉要做壞左派,相信也未有足夠的政治本錢。擔心秘魯這個擁有大量金礦、銅礦的經濟體會被壞左派搞垮,禍及全球經濟的朋友,相信仍不用太緊張。(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