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已故史學家黎東方博士曾說：依我看來，80%的歷史都是不可靠的。但問題是，你若不讀歷史，就連那20%可靠的也不知道了。

歷史記載的正誤，當然不會是那麼整整齊齊地“二八開”，那只是黎先生的譬喻。但史書定有不實之處，否則就不必對歷史加以研究、考證、註釋，更不會有“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樣的話了。

歷史書何故有錯？既為歷史，當然是過去的事。事情過去，由於各種原因，使原始資料不可盡得。撰史之人，或憑斷簡殘篇，或憑口耳傳聞，或憑個人記憶，寫下的歷史，自難免有失真之處。

那麼什麼是可信的原始資料呢？現代研究歷史的人多認為，當事人的日記最有價值。以近人來說，如台灣聯經公司出版的《胡適日記全集》10大冊，大陸中華書局刊印的《顧維鈞回憶錄》13本，都極受重視。

胡、顧兩氏在近代中國學術界和外交界各有顯著地位，他們的日記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然民國已經100年，要研究整個的民國史，自然不能不讀民國重要領導人蔣介石先生的日記。

蔣氏有寫日記的習慣，且極有恆心，自1915年寫到1972年，歷時58年（其中1924年已遺失），雖戎馬倥傯亦未嘗停筆。日記由蔣氏家族寄存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自2006年開始分階段對外開放，供研究者閱讀，中研院近史所現更計劃全套出版，一年一冊，約60本。

蔣氏日記的公開，為深入理解20世紀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指引了方向與途徑。以提倡“大歷史”著稱的史學家黃仁宇，早在16年前就指出：蔣介石日記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姑不論他對民國的巨大影響，僅以其資料之雄偉與完整，已是世間難得，值得所有關心中國現代史的人拭目以待。

可惜在蔣先生日記公開之前，黃氏已經辭世。我們何其有幸，得有機會目睹這60大冊的原始歷史材料。但60大冊，卷帙浩繁，一般人從何讀起？又有幾人能仔細讀完？不得已，我們只能選擇性地精讀。

蔣先生一生最重大的兩件事，一是領導八年抗日，獲得最後勝利，解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使中華民國昂然立於強國之林；但不旋踵間，400萬眾現代化裝備的國軍，卻為100萬“小米加步鎗”的共軍瓦解，蔣氏不得不將中央政府遷來台灣，而將億萬大陸百姓置於中共的統治之下。

何以至此？孰令致之？60年來，無人能說得明白，使人信服。現在，郝柏村試圖抹去這段歷史所蒙上的那層迷霧，讓大家比較看得清楚。

國民政府失去大陸，有兩個關鍵點：在時間上，從1945年抗日勝利，到1949年共軍渡江；在原因上，是外交與軍事的雙重失策，予中共以可乘之機。

郝先生就拿蔣總統這5年的日記，擇外交和軍事的重大事件，摘要刊出，讓日記自己說話，看蔣總統當時對國家大政方針的考慮重點、決策過程，以及內部環境和外部情勢所交互發生的影響。庶幾讓後人對中國這次驚天動地的大變化，有所理解與省思。

做這件事，郝先生可能是最適當的人選。第一、他從一位26歲的青年軍官開始，親歷抗日勝利、大陸易手、金門砲戰、建設台灣，一直作到最高軍職的參謀總長、最高行政職務的行政院長，素對外交、軍事有長期的觀察與研究；第二、從1965年到1971年，郝氏曾任蔣總統侍衛長6年，對蔣先生的領袖氣質、使命感、剛毅的性格、強烈的情緒等等人格特質，自有其獨特的感受。摘註他的日記，當然較一般人有不同的觀察與深入的理解。

不過，郝先生自知他不僅是註釋一本世紀人物的日記，而是參與一項修史的事業。4年的伏案書寫，他自認力求客觀與忠實。在最後的“總結”中，他不為尊者諱，不為親者諱，對蔣先生的功與過、成與敗，並列直書，讓後人在致力建國的過程中，懍於先人的教訓，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已故當代法國學者雷蒙，艾隆（Raymond Aron）曾說，後人論史有“後知之明”的方便，因為可就已知之“果”，推見未現之“因”。艾隆的話應無褒貶之意，歷史的作用本來就是如此，所謂“鑑往知來”，避免後來者再走錯路，再走冤枉路。

中國大陸正在“大國崛起”，且亦聲言要改革政治體制。台灣民主化也在矯正弊端，力求完善。兩岸若能求同存異，齊步邁向和平發展的大路，則中華民族正充滿希望。蔣先生的日記，無論正反方面，都可對建設一個未來的新中國有所幫助。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晚年避金兵之亂於浙江金華，曾遊當地名勝“八詠樓”，有詩曰：“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字裡行間，滿懷家國慘變之痛，以及對時局的無奈。中國的未來，我們這一代人只要能找到真正的歷史軌跡，就有可能完成重建和復興的使命。我們應有志氣，不把江山留與後人愁。（作者是台灣資深報人）（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