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一在香港政治的重要性，已接近茉莉花革命的層次，能夠為封閉的政局、高壓的管治，帶來了衝擊、轉變和突破。2003年的七一，成功把23條立法推倒，最終連當時的特首董建華也要“腳痛”下台，為自己的一連串的施政失誤負上責任。今年的七一，也成功拖慢了立法會選舉遞補機制的立法步伐，迫使政府加入諮詢的程序。政府和建制派議員的立場和態度，可以在一夜之間有180度的急轉彎，除了是在七一中展示的人民力量的勝利之外，實在再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釋。

七一遊行，這朵香港的茉莉花的特色，是它的溫和。和非洲的茉莉花不同，這裡沒有流血的衝突及當權者殘酷血腥的鎮壓。在這麼多年來，無論遊行的人數只有數萬，還是多至50萬，在絕大部份的時間，遊行均是在和平及理性的氣氛下進行，充份反映參加者的自律和克制。反而，遊行時所發生的不少不愉快場面，均是由警方的種種不合理的安排所引發。

香港茉莉花的特色
是它的溫和

當然，到目前為止，這朵溫和的七一茉莉花所帶來的轉變仍然是有限和緩慢。我們還未能爭取到根本制度的轉變。在沒有一個真正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每次七一所能爭取到的成功，效用均是短暫的。

透過一個相同的過時和失效的管治制度，往日七一所推倒的不受歡迎的惡法，所推翻的不合理政策，和所趕走的不稱職官員，只會在不久將來，用另一種形式和身份，在香港的政治和社會上復活。君不見今日的立法會遞補機制，就形同當年23條的翻版，而今日特首曾蔭權的民望，已直迫當日董建華的低位，一切也是似曾相識。而今日曾蔭權及不少他管治班子的重要成員，均曾在董建華的政府身居要職，是歷史的見證，理應深深汲取了教訓，使同樣的失誤起碼不會在同一代再發生，香港至少可以換來一輩的安穩。但只是短短的五六年，這個推論已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結果令人徹底失望。所以，若香港沒有真正在管治制度的革命性轉變，恐怕每年的七一，也只會最終變成歷史的循環，每年由維園至政府總部這段苦路所行的每一步，也是白費，在歷史的進程上原來仍等同原地踏步。

如何使七一這朵香港的茉莉花可以最終結果，帶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是香港政治運動的組織者要思考的當前急務。近年來，在社運界中亦有很多反思和討論，質疑和厭倦了傳統的“遊行完便和平散去”的模式，認為它不能有效地迫使政府作出真正的轉變。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妨參考非洲的茉莉花革命的發源地──突尼西亞的經驗。

利用自己的故事
引發共鳴

一石激起千尺浪，整個革命是由一個中部小城市飽受貪污官僚欺壓的生果小販的故事所引發，他在種種迫害下，包括被迫交“保護費”，和被女性執法人員當眾掌摑（在阿拉伯世界，這是對男性的奇恥大辱），在終於忍無可忍下，他走到當地的政府門外自焚抗議，觸發舉世震動的茉莉花革命。當中最重要的信息，並非是必要有激進和流血才能帶來改變。同樣地，為其他市民帶來不便的行為，往往只會帶來社會和民間的內部份化。革命的成效，是在於對當權者的認受性的打擊，及如何利用自己的故事和經歷，引發共鳴，感染和團結全國的國民。（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主任）（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