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萬人參與七一遊行、建制派議員臨陣倒戈，終於迫使政府押後表決及重新諮詢“遞補機制”。

這一場由“遞補機制”引發的政治危機，很大程度源於政府“數夠票就不理民意”的施政手法，而今次的風波更加並非單一事件。

近年的重大政策爭議都有一個共通點（包括高鐵撥款、強拍條例、財政預算案、交通津貼撥款等），就是政府官員在推動政策時，只顧箍緊建制派的支持票，數夠票後就強硬推動政策上馬，完全不理會民主派及公民社會的聲音。過去的經驗顯示，政府這種“霸王硬上弓”的施政手法，只會帶來兩種結果：一是社會的反對聲音不足以動搖建制派，政府在建制派護航下成功通過政策，但事後仍要為粗暴的施政手法，賠上一定的民意代價（例如高鐵撥款、強拍條例）；二是民意強烈反對政策，建制派怯於民意不敢再撐政府，官員唯有來個政策急轉彎，大幅修改原來政策立場，以平息社會怨氣（例如財政預算案、交通津貼撥款）。

政府霸王硬上弓
激化政制矛盾

今次的“遞補機制”風波，再一次突顯政府這種“數夠票就不理民意”的施政手法，所帶來的嚴重管治問題。從一開始，政府自恃建制派掌握議會多數，竟在事前沒有任何公眾諮詢的情況下，便自行提出“遞補機制”，並且企圖在建制派護航下倉卒立法；及至民主派、學術界、法律界先後表態反對，政府才勉強修訂方案，由原來的“敗者遞補”改成“同名單遞補”，但卻堅持不作諮詢、如期表決；直到七一遊行超過20萬人上街，政府仍然試圖箍緊建制派強行立法，最終部份建制派議員基於民意壓力改變立場，政府在不夠票的情況下，才灰頭土臉地宣佈延期表決及重新諮詢。由強硬上馬到被迫讓步，特區政府進退失據，不僅沉重打擊其管治威信，更加嚴重破壞巿民對整個管治體制的信任。

綜觀整場風波，政府自恃建制派掌握議會多數，過程中何曾尊重過民意半分？事實上，這種粗暴管治手法的根本問題，是建制派雖然在立法會佔有多數票，但他們當中不少是功能組別議員，根本無法代表主流港人的聲音及價值。這種畸形政治格局，造成政府難以透過議會多數票、為政策建立足夠認受性的政制矛盾。本來面對這種政制矛盾，特區政府的解困之道，應該是努力爭取民主派及社會支持，以確保政策不但能夠贏得議會多數票，也可以取得民意的普遍支持。偏偏特區政府不去疏導政制矛盾，卻反過來一面倒動員建制派抗衡社會反對聲音，結果自然是激化潛在的政治矛盾，令民主派及社會團體更加傾向以“體制外抗爭”（社會運動、司法覆核等）的方式挑戰政府，最終把社會推向嚴重的政治撕裂。

無疑，香港政制存有不少的“先天缺陷”，政府並非由普選產生、管治權威不足；特首欠缺執政黨扶助、難以在議會建立穩定支持等等。這些政制缺陷，固然是導致回歸後管治危機的重要原因，但制度畢竟靠人運作，今天香港陷入嚴重的政治對立，難道不正正是政府“數夠票就不理民意”的粗暴施政手法所造成？

官員運用權力
應保持謹慎謙卑

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雖然毋須面對政黨及公民社會壓力，但英國人卻非常重視民意，推動施政時積極諮詢社會意見，更加不會試圖以“官守議員”在立法局的多數（official majority），去強硬推動不受歡受的政策〔註一〕。港督戴麟趾在1971年的施政報告中，便留下這樣的一句名言：“香港憲制的最大常識，是必須對民意保持敏銳的觸覺。”（A constitution such as Hong Kong's has a matter of plain common-sense,to be as sensitive as possible to the state of public opinion.）〔註二〕

殖民地官員對民意的重視，很大程度反映港英政府對權力運用的謹慎。因為英國人深知，殖民地政府並沒有港人授權（mandate），因此施政時必須顯得公平合理，才能夠得到巿民信服。可惜，回歸後政府官員卻越發表現出權力的傲慢，處處輕視民意及社會訴求，完全忘記了在現時的政制下，特區政府其實沒有巿民授權，運用權力時理應時刻保持謹慎謙卑，而不是試圖以制度暴力去壓服民意。

面對早已矛盾重重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不尊重民意的政府，香港還能夠管治下去嗎？（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明報）

註一：第9任港督寶雲在1885年定下一條憲制原則，指政府不應以“官守議員”在立法局的多數票，去壓制一致反對政府的“非官守議員”，可參閱Endacott, G. B. （1973）, A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ge 205

註二：Miners, Norman（1998）,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5th Edition（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ge 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