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內地呈現一股革命懷舊潮。紀念建黨的大型電影（如《建黨偉業》），描述革命赤子如何為國為民，發起運動，創造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業，改造中國，震撼世界。

不過，此乃極為浪漫的回顧，實際的革命歷程卻充滿動盪、矛盾與暴力，不少熱血青年為理想而犧牲，但也有為同志所出賣或鎮壓。或許這是大時代要付出的沉重代價？就像18世紀法國大革命及20世紀初俄國大革命一樣，中共革命建立政權後，也似乎無法避免革命的詛咒——革命後的權爭鎮反、連年的運動與階級鬥爭，曾虛耗了國家與人民的青春。

他們皆看不透中國

今天，對革命後成長的世代而言，1921年或1949年可能都只是供歷史回憶的年份。革命激昂的口號，早已被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的物質目標與倫理所取代；中國已從70年代文革末瀕臨國家破產邊緣中走出來，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佔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西方不少人士仍視中國為意識形態上之異域，認為她拒絕擁抱西方自由民主主義，但他們難以明白，為何中國這個在他們眼中的“離軌之國”（deviant state），卻能度過文革及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巨大衝擊，政權仍屹立不倒。一些評論者只是泛泛而談“中國必倒”，不成，則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論”，鼓吹繼冷戰後再度圍堵中國。他們皆看不透中國。

誠然，中國發展之路充斥悖論，不能以單一模式解釋。中國的經濟崛起，掩蓋不了她的種種內在發展矛盾、失衡與不穩定。市場扭曲、貪腐嚴重、新階級矛盾等，一方面令政府當局“維穩”為上，另方面也驅使一些民眾緬懷革命年代的樸素與公義理想。近年唱“紅歌”、憶革命的風氣冒起，反映部份民情對市場經濟“弱肉強食”規律的失望與失落。建黨的紀念也令人懷念當年孕育中共建立成長的自由思潮與社會理想。中國切忌因其經濟成就而沾沾自喜，應常記溫家寶總理幾年前在法國訪問時回答記者所言——對中國之成就應除以13億人口，把中國之困難乘以13億人口，這才是當今的基本國情。

困難乘13億人口

中國不能只看經濟發展，也要追求人文復興和管治改革。上世紀的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的共通點是“去封建”，但也“去舊文化”，採納外制，由孫中山等革命者的全盤西化，以至中共走馬克斯列寧主義道路。1919年五四運動既展示新一代不甘心國家被列強瓜分，呼喚新文化自強，但也同時提出“打倒孔家店”，與幾千年舊體制切割，以解放中國。

一個世紀後，歷史好像打個回頭，孔儒學說再受重視及再予詮釋，就算在西方學術界，新儒家學說也已成為顯學。對於一個國力日強但已不能依賴昔日革命與馬列思想去凝聚民族的中國而言，追尋歷史文化傳統、重拾國魂及文明身份，乃必然之路。執政黨訴諸儒家倫理與“和諧”思想，不用只單一地解讀為遏抑異見（即所謂“河蟹”）。孔子思想中的和諧，包含多元之和。政府講和諧，實質也表示它要向傳統儒學尋求當世管治之道，以更新其認受，不能再訴諸革命正當性。

正處於十字街頭

與歷史傳統及古學再度連接，不等於排斥現代世界的一些普世價值（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事實上，21世紀全球化正標誌世界不由一種思想體系或社會制度所主宰，而是匯集各地各文化的精粹。東亞現代化表表者的日本與韓國，不是能既存其國粹也採納西方制度與技術嗎？近日，文化思想家劉再復也談中國要走自己現代化的“創造自式”，既吸收普世價值，也開拓中國古典人文資源。

任何國家民族，若失去了其文化文明之根，則其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皆會淪於膚淺。而所謂“中國發展模式”若要具對外參考價值，則在於如何勾劃一個曾受外強入侵瓜分、繼而革命走向極端、再而回歸務實維新的追尋民族靈魂的艱巨歷程——既要維持自主獨立，也要追求富強文明及國際認受。它要向世人展現的，不單是經濟的力量，而更是文化的力量，以說明邁向現代，不止有一種方程式。尋儒之過程中，因此要具現代眼光，否則會變成保守的復辟主義。目前的中國，正處於十字街頭。（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