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的一句“成也英國，敗也英國”，把管治失誤的責任，推至一眾公務員身上。香港的公務員隊伍絕非完美無瑕，也有不少根深柢固的毛病，但王光亞的言論的最大問題在於與事實不符，根本性地誤解了自回歸以來造成香港管治亂局的核心所在。把香港的管治困局，完全歸咎於某些人的辦事能力之上，亦反映了中央輕視制度、充滿了人治的色彩。在諉過於人的同時，他們完全忘記了香港的困局是一個不健全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作為制度最終設計者的中央，對於香港今日弄致如斯的田地，理應責無旁貸，負上最終的責任。

京官的言論，往往不是說了便算，對中央對港的政策和取態有極大的左右能力和啟示。一個從王光亞言論的合理推測，當公務員治港表現不符合中央要求的時候，順理成章，中央便有更大條道理又再進一步擴大政治委任制，用中央認為信得過的人，進一步取代公務員來管治香港。

制度設計者
應負上管治失敗最終責任

此路不通，又豈能一錯再錯？即使公務員表現不稱職，擴大政治委任制又是否一條出路？過往的經驗已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香港的政制仍然封閉的先天不足的情況下，盲目地推行政治委任制，只會進一步拉闊政府和社會之間的距離，加深管治危機。在2002年董建華引入政治委任制的短短一年後，便發生了七一50萬人上街的事件。在2008年曾蔭權決定擴大政治委任制，加入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後，民望亦不斷下滑，到了今年的七一，民怨亦作了一個小爆發，是個否定政府施政的警號。

王光亞曾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香港的問題雖然複雜，但仍未至於超越一般人的理解能力範圍，真正阻礙中央對香港的理解，恐怕是中央本身的固執和偏聽，硬是要把自己的一套加諸於香港身上。

若王光亞真的有一顆開放的心，要認真地認識香港，可以參考筆者在延伸閱讀中所列出的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亦是筆者在中文大學所教的香港政府入門課的第一堂的必讀文章。兩篇文章均已發表了10年以上，對香港問題的分析一矢中的，可惜一直得不到當權者的重視。

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早有共識，香港管治問題的核心是在制度，而非在治港的人選。在第一篇文章中，港大的李詠怡教授便明確地指出，香港的政治制度設計根本跟不上香港整體社會的發展和需要，因而產生制度不協調（institutional incongruity）和外在環境脫節的嚴重問題。在第二篇文章，研究香港政治的資深學者Ian Scott教授指出，在中央禁止有執政黨，以及欠缺了有真正實力的政黨作為重要政治中介組織的情況下，香港的政治機關之間，只會出現“不連接”（disarticulation）的現象，在運作上格格不入，甚至產生摩擦和衝突，在回歸後經常發生的行政和立法對立，正正是這“不連接”問題的應驗。

在沒有為香港建立一套完整和有效的管治制度下，在香港的管治上，中央所做的只是一連串的直接或間接干預，漸進式地實行“京人治港”。表面上，中央成為了香港政治上的救世主，為香港煞停一些不受歡迎的政策，更曾為香港更換不受歡迎的領導人，連貴為特首也要因“腳痛”而黯然下台。可是，當中央一次又一次在最危急關頭拯救港人於水深火熱的時候，它又有沒有細心地思考過，它硬把一個不可行和有缺陷的制度加諸於香港身上，自己才是問題的始作俑者？

面對如斯尷尬的局面，我們只好無奈地嘆一句：“成也中央，敗也中央！”（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主任）（香港明報）

■ 延伸閱讀

　1. Lee, Eliza. (1999) Governing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stitutional Incongruity, Governance Crisis and Authoritarianism. Asian Survey, Vol. 39, No. 6, pp. 940-959.

　2. Scott, Ian. (2000) "The Disarticulation of Hong Kong's Post-Handover Political System. The China Journal, No. 43 (Jan 2000), pp. 2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