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多年前，我開始關注社會的集體情緒。這並非心理學那條門路，而是社群之間的相互共感。1980年代，香港的集體情緒是樂觀、自信。1990年代轉化為政治焦慮，港人在六四事件與九七回歸的大轉變之間如坐針氈。回歸之後出現了集體回憶這個說法，也是集體情緒的一種，在高速發展並與大陸融合的時代列車之中，港人回想殖民歲月，多愁善感，並孕育出各種懷舊與保育的情懷。每個時代情緒不同，背後都有社會結構在發揮作用。

大陸扭曲故事
激發港人戒心

坊間輿論，常指向一股深不見底的怨氣，更對特區班子感到失望與厭惡。這些情緒暗湧，2003年因SARS爆發而表面化、白熱化；在2004至2008年稍為緩和；到近兩年，仇富情緒大增，尤其痛恨地產霸權，民憤再次“積怨”到危及管治的紅色警戒線。2000年代那一波集體回憶的情懷，轉化為2011年對改府強烈的不信任。而香港的集體情緒，歸根究柢，又不得不結連到內地與香港日漸緊密的關係。近年本土情緒高漲，不單因為孕婦來港“爭床位”，各種大陸扭曲的故事源源不絕，具體地激發港人對大陸的戒心。港人進一步“文化回歸”，又極之戲劇性的在回歸的過程中擦出本土身份的火花。北望中國大陸，從劉曉波、趙連海到艾未未，再到最近的溫州動車追尾慘劇，港人看在眼裡，在電郵、微博與各大小媒體的渠道，一點一滴地“感通”大陸的集體情緒。那是一波又一波的憤怒與不平。香港無可避免地分享又分擔了中國那些扭曲而且高能量的負面情緒。

中國當下是充滿矛盾情緒五味架

在大陸生活過、工作過的朋友也許都知道，大陸社會事件，很容易一觸即發，由惡霸殺人、公安包庇的冤案，三朝兩日，急速情緒升溫，受害家屬呼天搶地、呼朋喚友、憤怒難平，示威衝突演變成燒車搗亂，又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被鎮壓下來。這些在河蟹政策壓下來的情緒有如地底的火山熔岩，等待下一次荒唐無恥的冤案再次爆發出來。中國當下，是個充滿矛盾的情緒五味架。憤怒之外，就是歌舞昇平。一般新興中產階層，如果不是誤中冤案雷池，本身是充滿自信與希望的正面情緒。趙連海若不是孩子誤吃毒奶，本是個生活安穩的公民。及後無端闖入維權浪潮，被無理壓迫：你看他被逼得死去活來，情緒近乎失控，在鏡頭前悲哭而至於拔刀呼喝身邊的公安，這些情緒拼泄，可以看到今天中國集體情緒的正反兩面是何等令人無所適從。高鐵本是國人的驕傲！乾凈、快捷、現代！煞車系統“百步必停”的壯語，言猶在耳，溫州動車“追尾不停”的慘劇就在雷雨交加的晚上發生。“快”的面子威風，與“狠”的毀屍滅跡，形成一股令常人情緒扭曲的道德打擊！

集體情緒在學術圈漸有人關注，情緒社會學（Sociology of emotion）聚集了一些有心人。關注的焦點，在於一個地方的“情緒面目”以及背後的社會條件及成因。法國公共知識份子與Financial Times的專欄作者Dominique Moisi甚至把集體情緒視為今天左右世界大局的主要力量。他在其專著The Geo-politics of emotion指出，20世紀冷戰把國與國的界限以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劃分，大衝突在於意識形態，大國資源投入軍事，敵我之間就取決於“信市場”或是“信共產”。今天全球市場化，對立陣營不以意識形態區隔。全球化的大潮之下，反而身份認同是關鍵。Huntington提出文明衝突論，亦是以宗教、歷史、文化的不一樣，透視當今衝突在於歷史文化的誤解與隔閡。

驅動社會衝突變化是“集體情緒”

Moisi進一步指今天驅動社會衝突與變化是“集體情緒”。他說20世紀是“美國世紀”及“意識形態世紀”，21世紀是“亞洲世紀”及“身份認同世紀”。中國與亞洲各小龍的急速冒起，以及全球化令各個社群急於表示“與別不同”的自我，造成一幅情緒的全球分佈圖。他筆下，中國是希望之邦；歐美的主調是恐懼，伊斯蘭國家則充滿委屈。中國的信心來自急速市場化激發出來的機會，歐美的恐懼在於經濟衰退與恐怖突襲的焦慮，伊斯蘭國家的挫敗感在於多年落後於他國、且回想早年盛世而生出委曲之情。Moisi專著開頭寫全球化下情緒衝突寫得十分精彩。但及後把三種情緒（希望、委屈、恐懼）歸納全球地緣政治，就顯得粗枝大葉全無章法。他說中國的集體情緒主調是“希望”也許所言不差，我們局內人也感受到國內新富那種“江山在我腳下”的豪情與氣派。但Moisi所在的法國不是香港這個與大陸既近且遠的城市。我們眼下中國的樂觀情緒，混雜洶湧的負面社會情緒。港人感受到國內怒氣深，爆發強勁，鎮壓的速度快，背後是法治不張、人權受壓、特權充斥、政權壓倒一切的現實。

加州大學的Jonathan Turner長年研究集體情緒（註1）。他指出正面情緒有助社會團結及維繫共同的道德感，但負面情緒如憤怒、恐懼，多出於社會制度的不公平與有違良知，直接情緒會轉化為更複雜的“進級情緒”，一則化為強烈的變革訴求，二則壓抑為強烈的無助感與疏離感。恐怕中國今天的集體情緒是集體壓抑而非改革訴求。溫州動車事件可見一斑。災民親屬由憤怒變得不敢發言；記者由義憤填胸到禁令一出之後氣炸怒罵、網上泄憤。這些情緒並非偶發，而是結構性的反覆出現，積習成時代風貌。

溫州動車事件可見一斑

香港的位置特殊，分擔大陸的負面情緒漸深，亦分享大陸冒起的樂觀情緒。殖民時代只有少數港人憂國憂民，大陸是遙遠的地方。但今天，大部份港人均捲入大陸希望與憤怒的情緒漩渦。但願我們的回應不是“蝗蟲論”（註2）式的本土主義，亦非叩頭式的妥協主義。兩者之間應有更有情義的中間路線可走。憤怒與希望的角力，是香港回歸中國所要背負的情緒包袱。（香港明報）

註：
1.參考Human Emotions: a sociological theory, Routledge, 2007
2.以蝗蟲喻來港的大陸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