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實在很難說我們是否終於到了所謂“大蕭條”的谷底，但可能最重要的是，過去一週所發生的事，可能標誌著“只處理表面問題，不處理核心問題”的政策，最終將結束。

如果是這樣，那麼這是慶祝的時候了──不是因為環球問題經已解決，問題當然仍未解決，但政府終於準備處理核心問題了，清理銀行的負債表、處理數以百萬計不良抵押品、減少不能持續的公共服務，並且，對！加稅！不論茶黨如何辯說。

長久以來，政策制訂者一直都在“拖延問題”，而不是承認或直接處理2008年經濟崩潰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難以置信地，他們竟相信當中大部份是心理危機，只要用足夠劑量的抗抑鬱藥“百憂解（Prozac）”便可解決。正如“臨床”經濟學家魯賓尼（Nouriel Roubini）在這星期指出，為了爭取時間，他們花了數萬億美元如變法術般去解決問題，包括零利率政策、QE1、QE2、信貸寬鬆、刺激性財政措施等等。他們祈求傷口會自己癒合，截至上週末，時間走到了盡頭。

對亞洲有什麼意義？

現在已很清楚，歐洲的經濟將面對數年非常痛苦的調整。在德國同意紓困和財赤削減措施理順後，稅率將要上升，政府支出和服務會被削減，人們將更難找到工作。大多數人的薪金將會停滯或下降，家庭會隨著時間適應現實，他們從來就不是在經濟泡沫年時所想的富有。

美國現在可能不會拖欠債務，但引發的政治混亂似乎產生了有效的清醒作用，美國聯儲局承諾維持至少兩年的低利率。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的可能性很低，家庭開支必然下降。

這對我們亞洲有什麼意義？特別是對中國和香港那些恐慌的地產和股市投資者？

對於中國以及在珠三角的香港出口生產企業，儘管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長了20%，出口經濟現在肯定會停滯不前。北京領導人必須著眼於國內的消費需求和基礎設施投資，但要比2009年公佈的4萬億政策更謹慎和具針對性。消費需求以目前的低水平，可以合理地維持每年20%的增長速度，這將帶動消費需求每年4800億美元。這消費需求所帶來的經濟刺激顯然不能與10萬億美元的歐洲和美國的消費型經濟體相比，但它不應被嗤之以鼻。

在中國高鐵悲劇和在大量浪費在不必要的物業發展後，北京領導人無疑需要更仔細地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政府資金來刺激經濟增長。對小企業減稅？增加保障性住房支出？醫療衛生和教育撥款？那有關確保全國每條村莊都能有至少一間村莊商店，讓數百萬計居民獲得第一次的基本消費品的建議呢？

中國的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無疑因為美元不斷貶值而使它在兌回人民幣的帳面值上受損，所以必須為國家儲備維持多樣化，並加快人民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步伐。中國貿易和投資在亞太地區的崛起，是值得鼓勵的。

就香港而言，我們沒有選擇，只能維持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安排，至少要到中國貨幣可完全兌換為止。儘管聯繫匯率會帶來通脹的後果，但它在香港行之有效已28年，相信未來仍會繼續維持其作用。在美國聯儲局本週承諾至少兩年低利率之後，我們可以肯定香港的利率也將維持低位。隨著便宜的抵押貸款，將使房地產投資成為投資者和香港家庭的明智之選：未來數年新住宅的供應肯定會繼續短缺，需求仍然仍受內地家庭和炒家在這兒立足所帶動。

在香港的其他資產市場尤其是股市，可能會更趨不穩定。這完全是因為全球投資者，特別是美國和歐洲的機構，在我們的股票市場都發揮強大的投機作用。在基本因素的層面，香港大部份的股票顯得便宜，平均市盈率為9.4%，長期投資者或許有合理的信心去應對，但要預計在不久的將來會像坐過山車。注意今年全球表現最差的股市是巴西的Bovespa，儘管它吹噓是目前全球最健全的經濟體，而它的企業都是非常穩健，但今年亦已下跌了近31%。如香港，巴西是一個流動性高的市場，資金可以不受約束的進出。

“低下階層的起義”

過去一週的另一事件，令香港（或許包括中國）要更清醒地面對未來的另一個挑戰。我說的是英國城市的驚人騷亂，一位評論家稱他們為“低下階層的起義”。社會中貧富之間的巨大鴻溝在經濟繁榮時期還可能忍受，但在衰退期時便可能發生暴力事件。令人心寒是出自一個剛經歷了一晚醉酒騷亂和搶劫的17歲倫敦女孩所說的話：“因為有錢的人……因為企業家，所以這一切發生。我們只是向有錢人顯示我們可做我們想做的事。”

全球經濟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將面臨4至5年緩慢而痛苦的修正，香港也不能忽視潛在的深層社會動盪警號。若曾蔭權的繼任者及其政府無視這些警號，將會置身危險之中。（作者杜大偉，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作者之一）（香港明報）